（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馬向陽/文
知名財經媒體人葉檀消失在公眾視野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原來她生病了，得的是乳腺癌。倘若不是她主動在網絡上公布自己的病情，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今天，不管是病人的主治醫生還是陌生路人，為病人保密相關信息（包括相關的疾病名稱），據稱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顯著標誌，但文明進步並沒有消除隱私保護權之下人們對於疾病的諸多偏見和傲慢。根據《濟南時報》視頻號報導，鏡頭中的葉檀稍顯憔悴，坦陳自己剛剛「進入了一條黑暗隧道」，一頭淺淺的黑髮似乎剛剛冒出來。葉檀笑言，「癌症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難言之恥」，尤其乳腺癌又和激素相關，更是「隱私中的隱私」。她由衷地希望，「疾病就是疾病，就是不幸，它不應該帶來羞恥和自責，恰恰相反，它應該帶來愛。」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葉檀主動披露自己的病情和狀態，無疑是在向疾病和成見開戰。在視頻的結尾，葉檀稍顯羞澀，摘下頭套，露出一頭黝黑的淺發，並提及兩位曾經和她同樣不幸遭受乳腺癌折磨的公眾人物：一位是美國著名影星安吉麗娜·朱莉，另一位則是美國知名女性公共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尤其是桑塔格，作為一名畢生都在和荒謬和偏見作鬥爭的「女戰士」，她在1976年患癌症後，曾經歷了種種因為此類疾病的惡劣名聲所引發的痛苦，醫生的不祥預測帶來的恐懼和絕望，以及深陷化療困境時伴隨的自我厭惡、自我貶損和自我羞恥感。痛定思痛，桑塔格於1978年寫就了赫赫檄文《作為疾病的隱喻》，向社會偏見和習俗投以匕首，10年後，她覺得意猶未盡，於1988年再度創作《愛滋病及其隱喻》，以批判圍繞在當今疾病和大眾認知之上的種種社會迷思和「神話性思維」。
《疾病的隱喻》
[美]蘇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4月
用福柯的權力話語來形容，過去數千年來人類社會圍繞身體和疾病而展開的種種救治、隔離、放逐和規訓，充分揭示了身體或疾病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醫療問題，而是一個權利和道德、世俗力量等不斷參與和爭鬥的經典場域，這一場圍繞身體而展開的激烈搶奪，實際上掩藏了太多的關於正確與荒謬、合法與不合法、正義與非正義的神話隱喻和精心修飾的各種權力修辭學。
無處不在的凝視：從愚人船到結核病
按照福柯的知識譜系學，人類自遠古以來，對於身體的各種規訓，便催生最早的一系列「裝置」發明。
愚人船就是標誌人類早期「文明」的「裝置」系統。1050年-1350年是麻風病在歐洲大陸最肆虐的三百年，這種大規模流行的疾病雖然傳染性並不強，且不會立刻致命，但卻被視為「上帝之怒」。
在歐洲主流社會看來，患病者不只標識了一種受難，更是一種天譴式的懲罰。由麻風桿菌引發的醜陋的臉部腫瘤，被引申為一種道德判斷，患者身體出現的持續不斷的病變和潰爛，被看作是一種因為「魔鬼附體」而引發的道德污穢、骯髒和不潔。
根據歷史學者帕里斯的統計，從中世紀最盛期到十字軍東徵結束，當時的麻風病人遍及歐洲，麻風病院成倍增加，整個基督教世界的麻風病院多達19000家，僅法國官方登記的就超過了9000家。為了應對麻風病引發的社會恐慌，當時的人們發明了一種叫做「愚人船」的大型船隻，將成批的麻風病人裝上船，放逐到遠離歐洲大陸的荒涼小島上，任其漂流在茫茫黑暗的大海中，自生自滅。
14世紀之後，麻風病逐漸減少，但人們對麻風病的恐懼依然沒有消失，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貧困流民、罪犯和精神錯亂者，接替了麻風病在人們心中的瘋癲和恐懼角色，成為了「愚人船」里的新主人，這些社會邊緣者被持續放逐，有些病人搖身一變成了海洋大盜。
從中世紀開始到20世紀末，類似「愚人船」這樣的裝置被陸陸續續發明出來，從現代醫院到敞視式監獄再到集中營，按照福柯的說法，作為一種有效地將正常人與非正常人標識並隔絕開來的手段，這些裝置都充當了代表了文明之規訓、懲罰、監禁的權力系統之一部分。
福柯在研究現代臨床醫院的誕生時發現，在醫院這樣的現代化裝置系統中，醫生以一種專業主義為代表的權威眼光凝視每一位病人的身體，通過凝視不僅建立了權威，就連病人也發現自己「暫時不再是一個公民了……他淪為某種疾病的歷史」——成為醫療檔案里所擁有的圖表報告和影像資料。
無論是醫生缺少表情的詢問，或者是沉默無語的凝視觀察，還是冰冷的手術刀以及機械的治療方案，都揭示了病人身份的一種驚人的轉換：病人偕其身體是一種臨床醫學的實驗對象，醫生通過分類與對標管理，將病人的身體與病症進行程式化、標準化、機械化的治療，此刻的病人只有將自己變成小白鼠，成為醫療知識體系中的一部分，才有機會在醫院裡存活。
在現代醫學誕生之前，在19世紀普遍流行的結核病上，關於病人連帶其身體的處置方式，更顯示了世俗的道德力量的強烈影響。
在由此構成的關於結核病的形成機理及其治療方案的相關神話性思維中，我們可以列出諸多著名患者的名字：卡夫卡、梭羅、濟慈、史蒂文森、雪萊、蕭邦、D∙H∙勞倫斯、愛倫·坡、契訶夫、艾米莉·勃朗特……在經歷19世紀浪漫主義的想像之後，許多同時代藝術家的作品都保存了經典敘述文本：從《茶花女》到托馬斯·曼的《魔山》，從司湯達的《阿爾芒斯》到馬克·吐溫的《湯姆叔叔的小屋》……
在許多藝術家、醫生、觀察者看來，結核病無疑是一種「浪漫之病」——病人通常都被認為是「被太多的熱情消耗掉了的人」，甚至被想像成愛情病的一種變體，就像《魔山》中借小說人物之口所解釋的那樣：「疾病（此處指結核病）的症狀不是別的，而是愛的力量變相的顯現；所有的疾病都只不過是變相的愛。」
《如何閱讀福柯》
[芬]約翰娜· 奧克薩拉 /著
王佳鵬 /譯
明室Lucida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1年12月
在《隱喻的疾病》中，桑塔格援引了大量的文本來描述19世紀結核病的神話性思維，這其中突出表現為當時的浪漫主義文藝對於死亡的美化態度，尤其是關於結核病只能誕生於資本主義貴族身體內的經典描述，使得結核病一度被看作是一種優越品性或一種「適宜的柔弱」的標誌。結核病患者不會馬上死去，而是在加速生命的過程中徹底照亮了自己，使生命變得超凡脫俗。換言之，肉體沉淪，精神卻在上升。
想像一下《茶花女》的主人公——結核病人瑪格麗特·戈蒂埃吧。她生活奢華，內心卻無家可歸。如果聯繫當時的社會背景可以發現，19世紀以降，隨著新的社會流動和地理流動，結核病和交際花經常纏繞在一起，結核病不僅使戈蒂埃顯得更加嬌弱而性感，更預示了一種高貴的死亡方式，最終使得主人公的情感實現完美升華。
就像作家史蒂文森所描繪的那樣，結核病既帶來「精神麻痹」，又帶來更高尚情感的充盈，它既是一種描繪感官享受、張揚情慾的方式，又是一種描繪壓抑、宣揚升華的方式，它更新了一種人生信條：人們將在意識上變得更敏感，心理上更複雜，而與結核病人相比較，健康反倒顯得平庸而粗俗。這就像把林黛玉和一個酒肉胖子的比較，前者無疑有肺癆之嫌，卻有著輕盈的靈魂和高貴的澡雪精神，而後者體魄健康，卻只不過是一個沉重的肉身附帶無趣的靈魂罷了。
《茶花女》
[法]小仲馬 /著
王振孫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1年1月
這些神話敘事，曾令無數才子佳人競折腰。那些柔弱的、氣息很淺的年輕女子與蒼白的、佝僂著身軀的年輕男子唯恐自己沒有機會能夠染上這種在那時幾乎無藥可救的，使人喪失行動能力的、非常可怕的疾病。對於浪漫主義者而言，結核病的死法簡直太美了！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不止一次望著鏡中的自己喃喃自語：「我寧願死於癆病」。
「為什麼這樣說？」他的一位朋友1810年10月間去雅典拜訪他時問道。拜倫回答說：
「因為女士們全都會說：『看看可憐的拜倫吧，他彌留之際顯得多麼有趣啊。』」
寫到此處，桑塔格也不由感慨，浪漫派給結核病帶來最主要的禮物，並非是什麼殘酷美學或者說疾病之美，甚至也不是對不受約束的個人自由的追求，而是那種關於「如何生活才能顯得有趣」的虛無而感傷的情感表達方式。
直到1882年，科學家羅伯特·柯赫發現了結核桿菌，並指出結核桿菌是結核病的首要病因，繼而1944年鏈黴素被發現，關於結核病的神話才逐漸解體了。
普遍的對象化：從癌症到愛滋病
無論是世俗勢力或者宗教力量對於疾病的道德評判和心理評判，還是專業權威醫生凝視的目光中咄咄逼人的權力判斷，若干世紀以來，關於身體的爭奪都是一個主體性逐漸喪失、病人的身體被不斷客體化、對象化的過程，也是以專業主義和科學之名對身體進行各種征服、統治和宰制、並讓這種處置從私人領域逐漸向公共領域進行轉變的過程。
在《疾病的隱喻》一書收錄的兩篇論文中，桑塔格有意將19世紀流行的結核病、梅毒和20世紀的代表性疾病癌症、愛滋病並列，進行一系列影響深刻的比較分析。
如果說結核病源於激情或過剩的熱情，那麼20世紀的流行的癌症則被視作是源於「情感壓抑」機制所導致的不治之症，癌症毫無疑問只會帶給患者更多的羞恥感——癌症患者通常被視為生活中的失敗者，一種不能正常表達欲望、感情、甚至性生活不能正常滿足或者是激素紊亂的人。癌症病人同樣有一串長長的名單，其中不乏拿破崙、格蘭特、塔夫特、漢弗萊、蘭波等大人物，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弗洛依德和維根斯坦也赫然在列。
《魔山》
[德]托馬斯·曼 /著
巴蜀譯翁 /譯
讀客文化 |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20年2月
梅毒、癌症和1983年才被正式命名的愛滋病，往往和道德墮落、缺少生命活力和性生活紊亂劃上了等號。尤其是愛滋病，因為涉及到性傳播這一途徑，更被視為一種瘟疫，是一種對社會整體道德感的審判，更是一種特別降臨於西方同性戀者頭上的「天譴」。儘管愛滋病在最初流行時本來是異性間的性傳播，這一事實早被許多道學家置之腦後。
癌症及其寄生於這一疾病之上的諸多隱喻，更多反映出當代社會文化中的諸多危機：我們對於死亡的陰鬱態度，我們的情感焦慮、以及在構造一個適當節制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感。晚近的愛滋病更標誌了今天社會的「道德破產」，甚至是預示著一個「世界末日」正在來臨。
幾個世紀以來，被搶奪的身體，正在變成一系列可見的、可以清晰描述的數字、資料、病歷和知識體系，病人的身體也不再被視為身體本身，它只是我們需要救治、懲罰、監控、放逐的管理對象。在全球化帶來的更加猖獗的、無邊界的瘟疫大流行面前，國家、政府以及專業醫生，都非常喜歡用軍事隱喻來表達對疾病的態度——為了贏得這一場「戰爭」而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各種紛繁的檢測裝置和數據代碼，逐漸取代臨床醫生的目光，而成為一種普遍的、看不見的、無處不在的凝視。
在一個更加沒有邊界感的全景敞視空間中，我們應該警醒，不要讓大數據、人工智慧、雲計算、面部識別等等所有這些新發明的文明裝置和系統，變成一張「一直在構成我們經驗的陰暗而結實的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