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
多年前我發表過一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在歷史研究中「後見之明」式的解釋傾向太強了，所以我一直希望區分「史家的邏輯」和「事件的邏輯」。當時我還不及進一步談到這一點，即我們研究歷史時，往往以為歷史中的人物是處於「完美理性」，而忽略了歷史中的人物是處於「有限理性」，因此在倒回去進行歷史解釋時，可能犯下誤以為他們是「完美理性」而作了錯誤的解釋。
為了比較深入了解個問題，我曾經比較深入地探討歷史行為中「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這個問題。在這裡要借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著作中的「有限理性」觀點，說明歷史行動者是在不確定、不完美理性的情況下，一步步向未知探索。他的著作中有一部份對我們今天了解歷史中行動者（agent）的狀況是有幫助的。赫伯特·西蒙早已注意到，所有的行為或抉擇都不是窮盡（maximize）所有可能後的選項，或是充分了解特定選項的所有可能的結局之後才做的；他們大多是在不完整的信息狀態下，甚至應該說，總是在信息很不足、有限的幾個選項、很倉促的時間、很模糊的情況下，憑一點經驗、一點直覺與理性而作的決定，而且往往夾雜濃厚的情緒與偏見。赫伯特·西蒙的理論當然不是為歷史研究而發，我則想借它來說明歷史解釋中的「後見之明」，也就是說人們常常在「後見之明」式的倒溯理解中，忽略了歷史行為者的「有限理性」──不完整的信息、不可能窮盡各種選項，大多是在「未來」對他而言並不透明的狀況下行動，其中充滿著含混、模糊、兩難、不放心，時時想要購買雙重保險，甚至是既想掌握未來，又希望未來的發展在意料之外的心態中。但我們在看歷史時，卻總隱然以為「未來」對歷史行為者是「已知」的，或是歷史人物總是在「完美理性」下行動。這種現象也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推斷，我們已經在歷史著作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反覆看到這種思維所帶來的錯誤解釋與推論。我們如果是歷史上的行動者，那麼歷史過程對我來講應該是一個不透明的世界，我所擁有的是「有限理性」。
赫伯特·西蒙（1916—2001）
回想起來，我最初應該是對柏拉圖的《理想國》第七卷開端「洞穴喻」感到興趣，這個比喻是全書的樞紐。比喻常人所見事物，只不過是洞穴中被束縛的人看見牆壁上的影響。人應該脫離束縛，離開洞穴，在光天化日下看清萬物，最後直視存在的根源。哲學家認為只有離開洞穴才是已啟蒙的人，然而要了解歷史上的行動者正是得要發現他們仍置身於洞穴之中，才能比較恰當地提出解釋。
赫伯特·西蒙另有一本《人類活動中的理性》（Reason in Human Affairs），在這裡我要比較集中地利用此書中的觀點來說明人類從事實際事務時的傾向與歷史家研究這些事務時的傾向。《人類活動中的理性》提到要區別「冷靜的認知」和「熱情的認知」。為什麼這個區辨對我們討論的題目有意義呢？因為在考量歷史人物的行為時，我們往往以為他們總是非常冷靜、理性地考慮所有條件及所有可能性之後才做下決定，忽略了在大多時候是「熱情的認知」比較起作用，也忽略了人們在判斷事物時，「情緒」是很重要的因素。情緒對判斷事情的重要性，不但被忽略，而且被認為是負面的。但赫伯特·西蒙告訴我們，情緒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篩選特定事物以集中注意力。如果沒有情緒、沒有偏好，進餐廳點菜可能要一道一道研究，得花上幾個鐘頭；因為有情緒、有偏好，所以可以集中在某部分的菜色上，使得點菜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赫伯特·西蒙還提到：「在全知模式中，所有問題是永久而同時出現在處理的議程中。」但事實上，人類真正的行為模式，往往只選擇一部份的議題加以處理，而直覺、情緒在此顯得非常重要。直覺、情緒猶如手電筒，只照亮黑暗中的某一部分，而不是想像在這整個黑暗的房間會有什麼東西。赫伯特·西蒙提醒我們，信息的產生是在情緒的脈絡，而不是在無感性的環境之中。我之所以一直引用這些話，是想強調一點，我們常誤以為歷史行動者的主觀預期效用中是全知的方式，而忽略了被情緒、熱情所影響的部分。
當然武斷性也是影響行為不可忽視的因素。我們常責備別人先有前提才有結論，但赫伯特·西蒙認為如果沒有前提就不可能有結論。在許多時候，前提當然充滿偏見，所以他提到「當我們在思考人事物時，事實、價值與情緒交互影響」、「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幾近真實的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有限理性」的世界，而我們在從事歷史研究和解釋歷史行動者時，卻常常以「全知模式」來思考。
我們還常常認為歷史上的競爭是一種「完全競爭」，而忽略了大部分的競爭是「不完全競爭」。如果所有的競爭是完全透明的，並以這個前提出發考量事情時，會產生許多盲點。我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的了解，完全是受到哈耶克的啟發。
「時間序列」與「後見之明」
在討論「後見之明」時，我要先談「時間序列」與歷史解釋的問題。
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中我著重強調「後見之明」在歷史解釋上的弊病，當時卻忽略了一點：一個比較好的歷史重建或歷史解釋，應該是A→Z（史家的邏輯）及Z→A（事件的邏輯）兩者交互循環的。譬如我們觀賞一部電影，從順著放映中（A→Z）得到一種理解，然後再看第二遍，也就是由已知之後再回過頭去看，往往會發現幾個動作或幾句對白，揭露了對後來發展至為重要的意涵，而那是由A→Z看不出來的。一個歷史工作者應該循回往復於兩種邏輯之間：順著時間之流往前看，前面是未知的，要用很大的力量來使自己未知，是福柯所講的「去熟悉化」。但「去熟悉化」是非常難的事情，對於我們明明知道的事情，我們很難裝作完全不知。史家要慢慢往前，看歷史行動人物面臨的所有可能性與限制。
另外一方面，還要回過頭來看，一些事情的意義才會更顯豁出來。
在《若干思考》一文中，我還來不及指出，後見之明式的推斷有一個特色，因為太了解後來的結局，所以不知不覺地誤以為對於歷史行動者而言，未來是「已知」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想以「日記」及「自傳」兩種文體的差異略作說明。除非是像某些偉大的人物在寫日記的時候就已經預想到將來要公開，否則大部份的日記是順著事件發生之流寫下去。對日記主人而言，他可能計劃著「未來」，而且「未來」對當下而言雖不一定是絕對不透明的，但是未來絕對不是「已知」的。自傳就不一樣，寫自傳時，「未來」是已知的，傳主是有意識地、或在一個架構下選取自己生命史的材料，並賦予一個意義架構。前者是A→Z的，後者是Z→A，兩者之間並非截然不同，但是其間的出入是很明顯的——日記中的未來是未知的，自傳中的過程是已知的。
我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在不同的時間序列中，人們對歷史所作的判斷是很不一樣的。汪士鐸（悔翁，1802—1889）的《乙丙日記》把陸建瀛（1792—1853）等人罵得狗血淋頭，認為道學應該被消滅。有人就說如果他是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後，了解曾國藩（1811—1872）等道學家旋干轉坤的貢獻之後才寫這段日記，語氣和思想一定不一樣。《乙丙日記》中那種可怕的、悲觀的、殘酷的，充滿毀滅性的想法，是寫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前。這就是「時間序列」在歷史解釋中的重要性作用。
同樣地，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會隨著「時間序列」不同而不同。例如李鴻章（1823—1901），如果在太平天國、捻亂平定之後就逝去，後世對他的評價一定不同，連帶地談到他在太平天國、捻亂時的角色的方式也不同。
接下來我要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因為忽略「後見之明」式的推斷與歷史解釋的問題。
學生時代常到一位哲學教授家請教一些問題，看到他家牆上掛著一幅他父親——林月汀（1870—1931）的照片，衣服上別滿日本的勳章，很好奇地問他為什麼你父親有這些勳章呢？原來他父親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初，因為具有武舉的身分，曾經領導學徒及鄉人展開抵抗。後來因為丘逢甲（1864—1912）離開，眼看抵抗無望，就率眾出來投降，並替日本人招降仍在山中抵抗的舊屬，故日本人授予勳章，還給他某種專賣。因此，不同的地方志在評論他時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他勸人投降日本，所以是漢奸，一種認為他曾抵抗日本，所以是抗日誌士。也有人說兩者都對，但是有一位台灣史學者卻說這兩者都不對。他說在現代國家概念出現之前，台灣只要有新政權來，人們一般都會先抵抗一下，沒有辦法抵抗或新政權看來還能接受時就妥協，這是一種習慣性的作法。如果這個看法是對的，忽略了現代國家概念形成之前的模式、慣例，歷史評判會有很大的出入。
章太炎在他的一些文章裡面，常常斥責清朝的某些讀書人，說他們出仕清廷，沒有守住漢人的節操，然而這不正是革命史學的「後見之明」嗎？章太炎從晚清革命家的眼光倒扣回去，總認為清代漢人都會不自覺地問自己是否應該出仕的問題。所以他總是說：「昔戴（震）君與全紹衣（祖望）並污偽命」（《謝本師》），或「雖余蕭客（1729—1778）、陳奐（1786—1863）輩猶以布衣韋帶盡其年壽」（《說林上》），好像他們都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才作了上述的決定。其實生在清代盛世的人，腦海中恐怕從來不曾出現過「污偽命」的問題，他們對於能出來做官高興得不得了。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戴震的文集裡有一篇講到「海寇鄭成功」（《鄭之文傳》），如果他有很強的漢族意識，他怎麼會稱鄭成功為海寇呢？章太炎完全是以「後見之明」在看歷史；我們是不是也經常和章太炎做一樣的事。
每一段歷史的發展過程都是邁向「未知」，每一次都是無法重複的選擇。在這裡我要以蘇格拉底（前469—前399）要學生挑選一顆最大蘋果的故事為例。
蘇格拉底把學生帶到一片蘋果林，要大家從這頭走到那一頭，挑選一顆最大最好的蘋果，不許遺漏、不許走回頭路。蘇格拉底等在另一頭，但是每一個學生都空手而回。有的是看到一顆很大很好的蘋果，卻想著下面還會有更大更好的；有的是看到一顆又大又好的，就馬上摘下，可是後來又發現更好的。他們要求老師再讓他們選擇一次，蘇格拉底說：「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次無法重複的選擇！」歷史無法重複，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未來具有不透明性，可用信息非常有限，因此任何行動的結果都是一種或然率，是有限理性、有限選項下的選擇。
除了上述之外，在這裡我還想對「歷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再作一些申述。我想先強調二點：一、應充分體認社會的不透明性，人與人之間的隔離性。不能總是假設人與人之間一定有著窗戶，而窗戶總是打開的。二、時間之流像一環一環切片，環與環之間往往是絕緣的，代與代之間的文化傳遞不一定自動發生，先一代流行的書下一代不一定會再重印，先前的傳統不一定會自動傳遞到下一代人身上，而是需要靠辛苦學習。
因此，史學工作者應該轉變思維方式，由假設事物是自然而然可能的、自然而然可以透見的、自然而然傳遞的，改變成慎重考慮「歷史世界的有限性」及「歷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先想像人類活動的限制再來考慮其可能性。這樣在有限性到可能性之間，就有許多層次需要去探索，因而比較能了解那些是自然發生的，而那些是歷史行動者（agent）有意作為的結果。
如果我的了解沒錯，自閉症的症狀之一是，嚴重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不透明性，在言談之間，每每以為對方完全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所以會有許多奇怪的言語與舉動。這個病症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不是全然透明的，如果誤以為人與人之間完全透明，即可能產生許多嚴重的誤解。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檢查許多歷史解釋的構成時就會發現，史家常常有意無意間輕估歷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因而忽略或誤判許多潛在的、錯綜複雜的部份。
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時候，西方史學界出版了不少專書，我覺得其中有一大部分著作把法國大革命的來臨寫得太確定，認為它一定會成功會影響到歐洲、全世界，把這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仿佛大革命爆發前的種種跡象，都已經「預知」了革命的發生。但托克維爾（1805—1859）《舊制度與大革命》說：當時法國的君主和大臣們並不真的相信這會是一個「革命」，他們認為這是趁火打劫。因此我們應該要問在法國大革命前，人們真的隱隱約約有大革命即將來臨這樣的概念嗎？還是像托克維爾講的，法國君主和大臣認為的，這只不過是一場周期性的疾病呢？「未來」到底怎麼樣，沒有人知道，不像後代史家那樣一切都已經知道。托克維爾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於他回到「大革命」之前去看那些舊人物的觀點。他看各種舊人物的陳情書、看各省的檔案、看君王之間的通信，他發現他們都不知道眼前來的是怎麼回事。「未來」對他們而言是未知的，但我們不一樣，我們知道國王被送上斷頭台，整個社會翻天覆地地改變了。因此我們是先知道結果再回去試著了解整個過程。
這裡我還要舉一個當代的例子。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在「不願面對的真相」（An Unconvenient Truth）中嚴重警告地球暖化的危機，另一派卻認為這只是個周期性的問題。未來結果如何，我們不知道。我們就像歷史中許許多多的時代一樣，並不知道未來，到底是戈爾還是另一派人比較對？當然，大多數人是支持戈爾的，很多人認為所謂周期性問題的許多參數都不相同了。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對我們而言，未來並非已知，將來如果有人從歷史的角度研究人類對地球暖化問題的看法時，就不能以未來是已知的方式來解釋。
在這裡我還要再以「創新者」跟「模仿者」之間的區別來說明「未來是已知」與「未來是未知」之不同。模仿者是從「已知」倒溯回去，是Z→A的邏輯；而創新者是由A→Z，向未知的未來摸索而成功，這是兩種不同的歷程。模仿者是me too，或者稍微改進一下，使得它比創新者更有效、更便宜、更精簡，但這終歸是不同性質的工作。就像晚清的徐壽（1818—1884）和徐建寅（1845—1901）父子。他們完全用模仿的方式造了一艘西式輪船，驚動了許多人。可是看到人家有輪船跟著去重建，與原生地發展出輪船，其困難度不可同日而語，其意義亦不相同。就像禪宗的「受業師」和「得法師」。受業師事先將教授的內容都規劃好，而得法師則是在你的基礎上加點東西，讓你自己頓悟，這兩個傳授方式是有區別的。
為了讓讀者更能體會「創新者」與「模仿者」，與「未來是未知」或「未來是已知」之間的仿佛性，我想以兩位諾貝爾得主的例子做說明。
很多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術研究，現在回過頭去看相當簡單，相當順理成章，可是達到這些創新的過程卻非常困難。例如199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凱利·穆利斯（Kary B. Mullis）是一個嬉皮般的科學家，放蕩不羈，愛情生活多彩多姿，大部分時間受僱於美國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還曾在加州經營過商場。但是這樣的一個人發現了「聚合酶鏈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簡稱PCR）的DNA複製技術。很多人也許會覺得諾貝爾獎頒給了這樣一個人很不可思議，但不能否認他的PCR對生命科學研究所造成的重大影響。我後來也試著去了解一下PCR，發現連我這個外行人都能了解。穆利斯說他原本以為這麼簡單的東西，應該早就有人做過吧！結果一查，竟然沒有。這個實驗，今天在生命科學界中大家都會做，跟許多原本門檻很高的實驗一樣，後來大家都會了。為什麼穆利斯得到了諾貝爾獎，而其他人沒有得到？因為後來的人只是複製者，是me too，後來的人作這個實驗，就等於在讀一篇科學論文，一讀就懂了。
又譬如華裔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他創造出螢光蛋白色彩的應用方式。許多人說這項技術現在非常普及、非常簡單，因而訝異他為何獲獎？這同樣也是創造者與複製者之間的不同。也就是說在未知狀態中的創造，與後來的複製者所感知的完全不同。
創新者的邏輯是「事件的邏輯」，是A→Z、是充滿未知、不確定性的，從完全不知道未來下一步是什麼到逐漸豁然貫通。而後人看它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後，往往覺得每一步都合情合理，其中道理都可琅琅上口，也不難照著複製一個。我們雖然知道有許多「後來者」在市場上比原創者成功，但事實上這兩者的邏輯是不一樣的。
因此我們從事歷史研究時，如果只是倒扣回去看，就看不到旁邊空氣的部分，而只看到實質的部分。我們都想追溯王陽明（1472—1529）思想的興起，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件工作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我們能倒扣回去，找到連續性的部分，但是「風」的部分卻很難把握，而這個整體才是影響後來的部分。我們看到的是大的漏斗下面的一部分，大的漏斗裡面有個氛圍，可是我們研究歷史時，往往忘了整體氛圍。只是從已知推未知，而不是從未知看未來的發展。
當然也有人會問，該如何解釋歷史中的人物的方向性？年鑑學派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又該如何解釋？
我個人認為，歷史人物當然有方向性，歷史的「長時段」還是可能存在的，但我們對這兩者要進行比較深入的了解，它們是在許許多多複雜的過程中才慢慢落實的，不是像射箭一樣，一箭就射到對岸。所以不是沒有方向性或長時段，而是需要經過很多曲折、努力、克服，加上整體社會、氣氛的支持才有可能。也有人問過，上述的反省與昆汀·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有什麼不同？斯金納主要受奧斯汀日常語言分析的影響，重視從語言約定俗成的層面去將一個文獻放回它的歷史情境中。此外，斯金納還發展出若干可操作的步驟，但他並沒有區辨「事件邏輯」（A→Z）和「史家邏輯」（Z→A）。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思想或文獻放回歷史脈絡，而且非常著重於重建歷史人物的意向性，要把歷史人物的意圖客觀地建立起來，並沒有考慮到前面提到的種種問題。
西方有句諺語：「Spinnoza could not have foreseen」，意思是說即使像斯賓諾莎這樣偉大的人都沒有辦法預測未來。對於歷史行動者來說，未來是已知的，或未來是未知的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總是以未來是已知的實情來做「未來是未知」的歷史研究，但是讓我們來想想：誰會料到在葉爾欽之後，是由KGB出身的普金連續執政十二年之後，現在又再度擔任總統呢？誰想得到當初被各方所讚美的歐元現在搞得一團糟？未來是未知的，我們雖然可以做某些預測，但未來畢竟漆黑一片，這是從事歷史解釋時應有的覺知。
（本文選編自王汎森《執拗的低音》，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授權發表。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如欲轉載，請聯繫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