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至20世紀初各式琥珀（含蜜蠟）製品
（2011 年佳士得拍賣）
這些琥珀色澤恰與《博物要覽》中的琥珀分類相對應
一、上古的琥珀：「育沛」與「遺玉」
琥珀的上古之名蘊藏在《山海經》裡。《山海經·南山經》中有：「南山經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麗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關於其中的「育沛」，東晉郭璞的《山海經注》中未詳談。民國章鴻釗則認為「育沛」可能來自地方語音，在西漢後變成「琥珀」，與現今流傳的「琥珀」同義。然而，「育沛」在《山海經》中僅出現一處，這令後者本就單薄的論點更不成立，僅能姑且聽之。
與之相比，上古名稱「遺玉」的內涵更為豐富，它也出自《山海經》，共出現四次。《山海經·海外南經》中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山海經·大荒南經》中有：「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山海經·海外東經》中有：「
丘（音嗟，或作髮）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山海經·大荒東經》中有：「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
東漢的棕紅色螭形琥珀雕件（廣西博物館收藏）
1955年出土於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火車站34號墓
高1.2厘米，直徑5.4厘米
在此四處，「遺玉」的出現場景大同小異。其中，《山海經·海外南經》與《山海經·大荒南經》，《山海經·海外東經》與《山海經·大荒東經》的相似度更高。筆者判斷，這是關於我國東南地區兩組不同時期相似祭祀活動或場景的描寫，可見「遺玉」在上古的部落時代，就已經被視為珍品記錄下來。
郭璞在註解《山海經》時，將「遺玉」註解為玉石。清代吳任臣則在《山海經廣注·卷八》將其註疏為「瑿玉」，有「松脂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又千年為瑿」的描述。此注又被郝懿行採納，記載在《山海經箋疏》裡。
東漢初年黃金鑲琥珀、玉髓、綠松石腰帶扣（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
寬5.7厘米，高9.5厘米
上述注釋的時間跨度有點大，如果回到上古，其論點可能更為可信。東漢《說文解字》裡，雖然沒有關於「遺玉」的詞條，卻有其存在。在《說文解字·玉字部》裡，有一個關於「
」的詞條，其釋義為「遺玉」也。由此而言，「
」就是「遺玉」。在字形上，「
」與「瑿」高度近似，可能就是「瑿」的異體字。「遺玉」和「瑿玉」的發音也相似，所以兩者指向同一事物，大概也是有可能的。
二、從「虎魄」到「琥珀」
我們現在所知的寶石名稱「琥珀」起源於上古末期。與瑪瑙等很多寶石名稱一樣，琥珀之名也來源於絲綢之路，只是它的起源不如瑪瑙明朗。後來，琥珀和瑪瑙一樣，也成為「佛家七寶」之一，其中的細節我們不在此進行描述。
與其他同為「佛家七寶」的珍寶相比，琥珀在古代主流社會中的存在感普遍略低，不過在遼代（907年—1125年）曾出現例外，琥珀一度是遼代契丹貴族心尖上的珍寶。內蒙古通遼市的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的大量琥珀陪葬品，是出土琥珀最為集中的考古發現。
遼代琥珀鳳紋簪飾（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
寬2.5厘米，長8.6厘米，這種頗具唐代遺風的染色琥珀製品，從遼代一直流行至元代
琥珀最早名為「虎魄」，出現在西漢《急就篇》裡，這是史游在漢元帝時期（前48年—前33年）編撰的一本學童識字書。此時，距絲綢之路的開通已有半個世紀，「虎魄」之名在中原早已家喻戶曉。到了東漢末年，它被收錄到《廣雅》裡。
到了南北朝時期，震盪的時局帶來思想的解放，此時的寶石名稱富有創意且較為隨意，將古人對名稱流變的文化傾向表露無遺。筆者按照「琥珀」在漢代到唐代的相關文獻中的出現順序，對其名稱進行了收集。
「琥珀」名稱進化表
「虎魄」之名的構思與瑪瑙的「馬腦」之名相似。可惜，筆者沒能找到南北朝時期的文獻來佐證，只在《本草綱目·卷三十七·琥珀》裡找到了李時珍的解釋：「虎死則精魄入地化為石，此物狀似之，故謂之『虎魄』。俗文從玉，以其類玉也。」著作中記錄的傳說，為我們勾勒出「虎魄」變為「琥珀」的漸變模式。
「虎魄」大約最早出現在漢武帝時代，到漢元帝時已普及，東漢後此名不變。在南北朝時期，古人便開啟了它「俗文從玉」的本土化歷程，先後出現了「琥魄」「虎珀」「琥珀」。有趣的是，這幾個名稱幾乎同時出現且被相互交替使用，甚至在同一篇文獻中也會出現不同寫法。這種現象貫穿於整個古文獻中，在《太平御覽》裡尤為明顯。
遼代「疊勝」琥珀盒（遼寧博物館收藏）
高9.8厘米，寬5.6厘米，盒為一蓋一底，有子母口，可以扣合，蓋底同式，並同樣陰刻歐體楷書「疊勝」二字，1967年出土於遼寧阜新的紅帽子鄉塔營子遼塔地宮
筆者將這四個名稱在文獻中的出現次數進行比對，將出現次數最多者列為「最受歡迎」，其受歡迎程度從高到低依次為：「琥珀」「虎魄」「虎珀」「琥魄」。我們可由此推斷，儘管關於「虎魄」的來源並沒有更早的解釋，但古人對於琥珀「虎死則精魄入地化為石」的傳言篤信無疑，而且將其作為一種潛意識文化，代代流傳。因為這個緣故，儘管琥珀最終在進化當中優勝出來，但古人的骨子裡從未忘記它的原點，還是不時將「虎魄」之名拿出來抖一抖。所以，它排到第二。
元末明初琥珀龍紋擺件（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
長7.6厘米，寬2.9厘米，高12.7厘米
「獸魄」之名在上述排列中顯得十分唐突，而且在時間點上也有一些脫節；更重要的是，它的使用量非常少，似乎只出現在《隋書》。可是，它出自魏徵之手，又讓人不可忽略。難道治國高手也要在起名這樣的雕蟲小技上略試身手，希望從而留名史冊？
宋代王觀國《學林·卷七·琥珀》裡的一句話解開了謎團：
「琥珀又為『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為『武』，而諱『虎珀』為『武魄』也。」
原來，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名「李虎」。為了避諱，唐人不能用「虎」字。例如，春秋戰國以來象徵皇家兵權的「虎符」，到了唐代為避諱就變成了「魚符」。同理，唐人因避諱而改「虎珀」為「武魄」，因為「虎」與「武」發音相近，意思也接近。「武魄」曾在唐代流行，至今仍然殘存在一些唐代文獻里。但是，「武」字的含義過於抽象，缺少「虎」字裡蘊藏著的野性，看起來有些彆扭，可能正是因此，魏徵才對其避而不用，選擇了更能抓住詞語原本特質的「獸魄」。在此，我們可將「獸魄」看成「虎魄」在避諱制度下的另一個替代名稱，其出現頻率比「武魄」還要少。
唐朝滅亡之後，這兩個替代名稱一併消失，文獻中重現「虎魄」的身影，文字避諱制度的不得人心也可從此窺見一斑。
三、「琥珀」與「江珠」
在中古時期的文獻中，「琥珀」的相關記載變得豐富起來。
在文獻里，關於琥珀的最早描述來自晉代。晉代郭義恭的《廣志》記載：「琥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魄。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博南縣。」西晉張華的《博物志·卷四》記載：「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虎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晉代郭義恭的《廣志》早已失佚，此文收錄自《太平御覽·總卷八百一十·珍寶部·卷七·琥魄》。其實，這則內容最早出現在《廣雅》，可惜現存版本不可考，僅能在《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唐章懷太子賢註解》裡找到。我們可由此判斷，這段文獻記錄中關於琥珀描述的時間上限為三國初期（即《廣雅》出現的年代），時間下限則為東晉。從上面兩則記錄，可知晉人對琥珀的認識情況，他們已知道琥珀剛被挖掘出來時為桃膠狀。不過，西晉張華雖然記錄了人們對琥珀生長過程的猜想，但也僅限於記錄，並未肯定之。的確，上面兩位作者都只是晉代的博物學家，難以對所記事物進行認真測試。當時，更願意認真研究「琥珀」本質的人，可能是藥物學家，因為他們的工作與其時方興未艾的煉丹養生之術息息相關。所以，能去確認上述傳言的人，理應也是這方面的人才。
清代的琥珀鼻煙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
高7.6厘米，寬4.4厘米，厚2.2厘米，黑色壼身為緬珀，黃色蓋子為波羅的海蜜蠟
清代雲南根珀鼻煙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
蓋子為玻璃，高7.2厘米
南朝梁的陶弘景正是一位醫藥學家和煉丹道士。他在《本草經集注·草木上品·琥珀》中道：「舊說雲是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亦作鬆氣。世有琥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博物志》又雲燒蜂巢所作，恐非實。此或當蜂為松脂所粘，因墜地淪沒耳。有煮雞子及青魚枕作者，並非真，唯以拾芥為驗。」
如果說晉代兩位博物學家的記載還存在主觀臆測，那麼陶弘景則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過認真測試，並將事實記錄下來，用科學實踐的態度對流傳下來的琥珀成因進行了甄別，對傳言的真偽進行了取捨，剔除了茯苓。與此同時，他也否定了「蟲珀」緣自「燒蜂巢」的解釋，提出「蟲珀」可能是蜜蜂先被松脂粘上，然後才墜落地面，直至埋入地下。最後一句話還提到琥珀在當時的贗品——「煮雞子」和「青魚枕」，其鑑別的手段則以「拾芥」為主，即看寶石是否有靜電現象，下文將詳述。
晉代郭義恭的《廣志》提到琥珀產自博南縣。西晉常璩的《華陽國志·卷四》裡有其原始記錄：「博南縣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火融之為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
南宋范曄的《後漢書·卷一百十六》中記載：「博南山……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唐章懷太子賢注》提到，《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提出,「光珠」即「江珠」也。
常璩原本是成漢的官員，歸降東晉之後不得志，遂專心著書於西南歷史地理，寫就的《華陽國志》成為中古西南資訊的重要源頭。這裡講到的「虎魄」「光珠」「江珠」以及「吸芥」並不新鮮，在前述引文中也出現。可見，這些看似各不相干的概念，應該有重要關聯。從《博物志》可知「虎魄」又名「江珠」，《後漢書》也註解為「光珠」即「江珠」。通過這些描述，可推知「虎魄」「江珠」「光珠」為一物。
如果回到這些出處的源頭，會發現《華陽國志》裡也有相關描述，文中提及博南縣蘭滄水裡有三種資源，黃金、「光珠」和「虎魄」，行文中並沒提「光珠」與「虎魄」的同等關係。然而，一旦離開這個原始記載，就變成三者互為相通的局面。《博物志》與《後漢書》在唐宋之際都相當有影響，不斷被轉載抄錄。到了宋代，在《太平御覽》裡，它變成了《華陽國志》中的：「珠穴出光珠，有琥珀，能吸芥。」在此，「江珠」「光珠」成為「虎魄」的別名，並被流傳下去。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對此照抄不誤。
「光珠」又是什麼？一千多年後，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二·志金石》中有：「寶石即《漢書·哀牢傳》所謂『光珠』，出孟密土司寶井。」隨後，檀萃又談到孟密產的各色碧霞璽（即碧璽）。由此得知，「光珠」就是單晶寶石，在清代出自「寶井」，在中古哀牢出自蘭滄水的「光珠穴」。
兩者出處不同，但是並不矛盾，只是反映寶石採集的不同歷史階段。西漢《淮南子·地形訓》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即在河道當中，水流旋轉曲折的地方，通常會有珍珠；而在水流作直角轉折的地方，通常會有寶石。這是上古積累總結出來的河床淘寶經驗。作為礫石，單晶寶石由自然之力被帶入河道，最終在河道轉彎處沉澱下來，日積月累後，此處沉積的寶石越來越多。中古時期還處在河床寶石開發的早期。此時，古人根據經驗，只要略加留心，利用簡單的工具，便可以在沉積處找到寶石。這種寶石集群現象被古人統稱為「光珠穴」。可惜的是，這種幸運早已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耗盡。到了清代，只有在越挖越深的寶石礦井裡才能淘到寶石，其開採作業方式與斯里蘭卡如今流傳下來的傳統開採方式一樣。
單晶寶石與琥珀在成分上有本質區別，前者為礦物寶石，後者為有機寶石，在現代寶石分類里可謂涇渭分明。然而在古代，它們被人們開採發現的機率都非常低，處於同等珍貴地位。不僅如此，兩者享有的一個共性也足以令古人將其一視同仁——兩者都能「吸芥」，《太平御覽》曾如此記載，陶弘景也稱「吸芥」是檢驗琥珀真偽的重要手段。「芥」指芥菜子，統喻乾草、紙屑等。「吸芥」即「拾芥」，最早出自於王充《論衡·亂龍》中的「頓牟掇芥」一詞。「掇芥」意為能吸引芥子之類的輕小物體，也就是現代物理中的摩擦起電現象。由此推斷，「頓牟」可能是東漢時期琥珀的別名。
靜電現象是琥珀的重要特性，被古人當成檢驗琥珀真假的重要標準，然而，古人太過於依賴這一標準——似乎將其當成鑑別真假的唯一標準，認為寶石只要能夠「吸芥」就一定是琥珀。如果「光珠」也能「吸芥」，那兩者之間也能劃上等號。
不巧的是，在琥珀以外，還有其它寶石具有靜電現象，譬如被稱為「電氣石」的碧璽。根據檀萃的記載，清代孟密的寶井已有碧璽產出，它們在千年前就是河道「光珠穴」中發現的能帶靜電的「光珠」。
我們可由此得到這樣的推測：中古的蘭滄水，即現在雲南西部的瀾滄江，能同時出產「光珠」和「虎魄」。「光珠」即各色碧璽。碧璽和「虎魄」出自同一條江，又同樣具有靜電現象，原石也都是珠璣狀。所以，後來傳抄的古人將它們歸類為「虎魄」，並由此在文獻里聲稱：「虎魄」又名「光珠」和「江珠」。「光珠」只能是碧璽，因為蘭滄水的「虎魄」，顏色深暗，光澤不好。
用寶石特徵來鑑別寶石，本是靠譜手段，只是上述寶石世界裡少之又少的重合現象，都正好讓碧璽與琥珀撞上了，所以才在歷史上造成誤會。
除「拾芥」這一特徵外，琥珀因為由松脂而來，還會產生松香，即陶弘景在《太平御覽》中所指的「鬆氣」。關於這一點，古人不僅觀察到了，還在生活中加以利用。在《山海經》裡提到「育沛」「佩之無瘕疾」，這裡的「瘕」即指蟲病，指佩戴「育沛」可以達到驅蚊的功效。再結合文中所提「育沛」之地在西南，可推知其為文獻中關於緬珀的最古老的記載。
四、琥珀的分類
現在，市場上的大量琥珀都來自遙遠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自古以來，這裡都是世界主要琥珀的產地。中國古代文獻是否也有相關記載，是否也曾提及波羅的海琥珀呢？筆者並沒找到相關的直接描述，不過卻在古代文獻的字裡行間找到其身影，畢竟古代遠方貨物多為轉口貿易，寶石貴重、質小、耐磨，非常適合這種貿易。
古代著名寶石產地聲名久遠，成為各地列強擴張的目標。在紀年之際，羅馬帝國強盛無比，便將北歐的琥珀鎖定成進攻目標。羅馬第五任皇帝尼祿期間（54年—68年），羅馬帝國的擴張範圍擴大到北歐，從此，國際交易市場中的波羅的海琥珀被改頭換面為羅馬珍寶。
中古之際的琥珀來源有兩大方位，其一為西南方向，其二則來自西域。
曾提及琥珀來自中古西域的文獻表
由表得知，西域的琥珀主要來自大秦國，即羅馬帝國。它們應該就是波羅的海琥珀。其中，《三國志》和《後漢書》記載的琥珀來自「陸地絲綢之路」；而《梁書》裡記載的琥珀來自「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天竺國的轉口貿易而來。「天竺」即「身毒」，即後來的印度。中天竺國大概為印度半島中南部某沿海貿易小國。早在羅馬帝國時期，這裡就與羅馬展開海上貿易，至今南印度沿海地區有羅馬硬幣出土為證。《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記載：「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這些珍寶成了羅馬帝國對外貿易重要的交換商品。羅馬的珊瑚來自地中海，琥珀則來自更為遙遠的波羅的海。
清代的琥珀筆架（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寬6.7厘米，長8.5厘米，厚3.5厘米
自中古以來，古代的琥珀主要來自南番與西番。北宋寇宗奭《圖衍本草衍義·卷二十》中有關於「西戎琥珀」的描述：「色差淡而明澈，南方者色深而重濁。」文中的「西戎琥珀」色澤淺淡且透明，緬珀則色深而混濁。
古人認為這兩者涇渭分明的觀點，與現代人的觀點基本一致。由此可見，古人對琥珀的認識十分到位。的確，琥珀的分類早在南北朝末期就已經開啟，其最初分類來自南朝雷斆撰寫的《雷公炮炙論》，該書將琥珀分為六類：紅松脂、石珀、水珀、花珀、物象珀、瑿珀。儘管這本書早已失佚，但其相關言論有出現在寇宗奭和李時珍的著作里，對後世產生的深遠影響不可忽視。
從明代開始，關於琥珀分類的著述漸多，散見於《格古要論》等文獻里，其中以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八·琥珀》最為詳盡，書中將琥珀分為八類，除雷斆提到的六類以外，還新增了「蜜蠟珀」和「楓脂珀」，這兩者被作者評為次等琥珀。現將雷斆與盧之頤的分類列表如下：
從雷斆至盧之頤，前後相距千年左右，我們卻能夠感受到兩者之間承前啟後的傳承。雷斆的分類是超前的。盧之頤的增添，則更能體現文化的發展，「蜜蠟珀」和「楓脂珀」都被注以「次之」，表明其不如前面的六類。可見，明人不僅已知琥珀源自松脂，還知琥珀可能來自其它樹種的樹脂。這兩位作者皆為醫學專家，其寫作目的為治病救人，所以他們的分類不一定適用於寶石收藏。明代關於的寶石書籍已有不少，人們也熱衷於對寶石進行分類。
如果我們將兩種分類進行對比，兩者之間的區別就凸顯出來。前者為醫家準備，分類標準注重寶石材質；後者為藏家鑑賞所用，著眼點在於寶石的透明度。兩者的角度和用途不同，導致分類的標準既有重複，又有差異。前者是後者發展的基礎，後者是按照自身行業要求對寶石進行的分類細化。
雷斆與盧之頤的琥珀分類表
上述表格將寶石分為兩大類：透明的琥珀與不透明的蜜蠟。這種分類建立在前朝分類的基礎之上。在南宋《百寶總珍集》裡，有兩種寶石可以看成其對應的前輩：「蠟子」和「香珀」。
《百寶總珍集·蠟子》中有：「紫蠟紅蠟出南番，釧鞮杯盤打嵌安。大者直錢五六百,小者多嵌指鞮間。」《百寶總珍集·香珀》中有：「琥珀血珀合藥合，香珀從來多最佳。色似栗黃令人愛，偏宜雕刻像生花。」
在南宋，「蠟子」和「香珀」是產地不同的琥珀，前者來自南番，後者來自西夏。當時,西夏是「香珀」的轉口貿易地，它將河西走廊控制在手中，掌握了「絲綢之路」的命脈，也壟斷了波羅的海琥珀的入口。如果再結合北宋寇宗奭曾提及的西戎琥珀與南番琥珀的色澤差別，我們能從字裡行間看出「蠟子」和「香珀」之間的差別，前者為紅紫色，後者為栗黃、鵝黃。
到了明代，這種地理識別已然消失。在明初曹昭撰的《格古要論》裡，我們還是可以在名稱上辨識琥珀與「蠟子」，但其含義已與前代大相庭徑。如果沒有前朝文獻的參考，「蠟子」作為寶石種類的歸屬已變得含糊不清。其中，關於琥珀的描述有：「出南番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為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鵝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深紅色者謂之血珀，此出髙麗、倭國，其中有蜂蟻松枝者甚可愛。此物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少離寸許，則自然飛起。假者以羊角染色為之。」
關於「蠟子」的描述有：「出南蕃西蕃，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瑩，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盡大盡貴。古云：蠟重一錢，價直十萬。可相嵌釧、鐲、碗盞、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碾琢者不佳，假造用藥燒成者內有氣眼。」
可從這些文字看出，琥珀不僅出於南蕃西蕃，也出於高麗、倭國（即朝鮮半島和日本）。《格古要論》將琥珀的特徵及分類全歸納於琥珀詞條之下，將「蠟子」視作相對硬度較大的同類。可見，在作者的心目中，「蠟子」是次一等的琥珀。然而，「蠟子」的地位不以人們的偏見而動搖，因為它是客觀存在的，假以時日，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它。
清代的金珀雙鴛鴦（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含底座高4.8厘米，長8.2厘米，琥珀呈蜜色
果然，到了明末，谷泰在《博物要覽·卷十三》中寫道：「蜜珀俗名所謂蜜蠟也。以其色類蜂蜜及黃蠟二種之色，故名……亦松脂入土所成者，但歷歲未及千年，故其色澤不得琥珀比肩。」在谷泰的分類里，蜜蠟的標準以蜜珀為重點，比琥珀要次一個檔次。琥珀變成了此類寶石的極品，其中又以深紅色者為最佳，由此可見，頂級琥珀必須色澤濃郁、透明度極佳。蜜蠟可依據色澤與透明度的高低，劃分為六個檔次，其中，最高檔者為「血珀」，各方面的評價指標都與琥珀接近，只是略遜一籌。
清代《博物要覽》提及的琥珀與蜜蠟的特徵差異表
在《博物要覽》中，谷泰還談到寶石的用途。明代的琥珀、蜜蠟多用來做工藝品，如擺件、碗碟、佛像等，邊角料被用來做素珠，這與當今博物館的藏品情況相吻合。古詩詞中，也常提到琥珀杯、琥珀枕等，由此可見明代寶石原材料的供應充足。
明代的琥珀、蜜蠟，既有國內產，也有舶來品。國內產自海南以及雲南，國外來自西域以海外諸國。清代的《博物要覽》對此進行了補充，稱其海外產地有日本、朝鮮、呂宋（今菲律賓）、安南（今越南）、林邑（今越南）、三佛齊（今印尼）等。北歐波羅的海的琥珀在其中不見記錄。
明代的金鑲琥珀雙龍戲珠飾件（南京市博物總館收藏）
寬5.2厘米，高5.2厘米，金飾上下部位各鑲嵌有一粒紅寶石，出土於南京鄧府山佟卜年夫人陳氏墓
此時的歐洲已不再是蠻荒之地。隨著西歐進入近代社會，文藝復興不斷深入，歐洲的天主教不再一統天下。為了力挽狂瀾，教皇號召教士向海外傳教。首批傳教士於明末抵達中國。在傳教的同時，他們也向中國介紹歐洲，明代義大利來華傳教士艾儒略在《職方外記·卷二》中提到「波羅泥亞」的琥珀，清代比利時來華傳教士南懷仁在《坤輿圖說·卷二》中再次提及。從此，來自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琥珀不再需要藉助中間商，可直接經由外國人的介紹被國人了解。
清代蜜蠟桃式齋戒牌（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戒牌長6.04厘米，寬3.735厘米，厚0.57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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