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作家善於「挖坑」，有的作家適合「鑿井」，李佩甫屬於後者。
晚春時節，鄭州這座城該綠的葉綠了，該開的花也開了，70歲的李佩甫生活按部就班：散步與讀書。
「能夠從大雜院連骨碌帶爬地走出來，是閱讀拯救了我。」李佩甫毫不掩飾對讀書的推崇，「我有幸找到一支『筆』，稀里糊塗做了喜歡又適合自己的事，我得好好握住它。」
對於「世界讀書日」，他說，閱讀是對生活最長情的告白。
1953年出生的李佩甫成長在河南許昌一個大雜院內，字還認不全的時候，就到處找書看，但凡帶字的紙片都要拿來翻一翻。「書本提供的是一個個生活的『沙盤』，一些燙眼的句子，一些不同的生命體驗，對人的一生會起到不可估量的參照作用。」童年時的閱讀體驗影響了他的一生，甚至直接引導他走上了寫作之路。
寫作過程中，李佩甫在以家鄉為中心的文學地域版圖中，發現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平原。從此一馬平川的豫中平原成為李佩甫的據點，他以「地子」的身份開始了對平原的抒寫。2015年，李佩甫代表性長篇小說《生命冊》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寫作就是把生活的黃豆，泡成長著根須又有著翅膀的豆芽。」在很多人眼裡，李佩甫不是天才型的作家，而屬於苦修派，通過一年年的堅持，「咬住」一支筆對社會生活做出有深度的藝術表達。
「我堅持認為不管怎麼寫、寫什麼，都是作家對社會發出的聲音。我堅持認為，文學不應是大眾的附庸，而是人類生活的先導。」
李佩甫在鄭州商都遺址公園內。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安攝
記者 | 桂娟、雙瑞、史林靜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訊」（ID：xhmrdxwx），原文首發於2023年4月22日，標題為《「閱讀是對生活最長情的告白」
》。
1 從「姥姥的村莊」到「文學的家園」
草地：都說童年是作家創作的母題，您也說過：「我真正的文學生涯應該是從回憶童年開始的」，童年經歷對您日後寫作有什麼影響？
李佩甫：我出生在許昌一個大雜院裡，五行八作的人都有。那是一個貧窮的年代，記憶中肚子總是很餓，為了混三頓飽飯，每個周末和寒暑假我都會步行二三十里到姥姥的村莊去，所以，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姥姥的村莊度過的，我所受到的鄉村生活薰陶也主要是童年時期。一個小孩在姥姥的村莊走來走去，不自覺會用一種外來人的視角打量，很多村里人覺得平常、平淡的事，於我卻非常新鮮，那段記憶也成了我日後寫作的儲備。像《黑蜻蜓》中的「小髒孩」和《紅螞蚱 綠螞蚱》中的「我」，都有童年的影子。
另一個對我影響較大的經歷是姥姥的「瞎話兒」。那時農村的夜特別黑，睡覺的時候我都會偎在姥姥懷裡聽她「拍瞎話兒」，就是講故事。每晚一個「瞎話兒」，總也講不完，姥姥當時已經半瞎了，記憶力卻驚人地好，枝枝梢梢都講得很清楚，我就是在這些「瞎話兒」里泡著長大的。後來姥姥去世了，「瞎話兒」卻留著，我小說中的神秘性、傳奇性也主要來源於姥姥的「瞎話兒」。
草地：您在城市出生，卻將大部分筆墨傾注到鄉村，比如《小小吉兆村》《羊的門》《生命冊》等，寫作專注點幾乎都是農村生活的變化，農民命運的變化，為什麼？
李佩甫：我雖然出生在工人家庭，但少年時期，很多時間都是在姥姥的村莊裡度過的，我就是一個「小髒孩」，一手挎著草筐，一手拿著鏟子，在鄉野里跑來跑去，成為一個「編外」的割草孩子。也就是從那時起，我認識了平原上各種各樣的草，在很多時間裡，我覺得自己也成了平原上的一株草。
到了中學時代，我下鄉當知青，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幹著各種各樣的農活，依舊是與草木為伍。那個時候，我知道「瓦塊雲，曬死人」，知道「麥忙不算忙，要忙還是桑葉長」。作為知青生產隊長，我經常跟一群支書、隊長去公社開會，我很自豪走在他們中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打量著一個個太陽高懸的日子和無邊的田野，品味著光腳蹚在熱土裡的感覺，我覺得我跟土地的顏色一樣，這些生活記憶已經浸潤到我的血液中了。
草地：從1978年第一篇作品《青年建設者》公開發表到現在，您已在創作這條路上走了40多年，當初如何從一名技術工人走向文學創作這條路的？
李佩甫：青年時期，我是一個沒個人志向的人，抱著為國獻身的意念走到鄉村，雖不知要幹什麼，卻很有激情，時刻準備著，隨時把自己交出去。1974年，當知青的第三年，我被推薦到許昌上技校，上學期間負責辦黑板報，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嘗試寫作。
技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工具機廠當技術工人，夜班空閒時候就讀讀書，寫寫文章。當時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寄給了《河南文藝》，沒過多久就接到了公函，邀請我去鄭州改稿，當時很興奮，第二天就請假去了，八天改了八遍，改得面目全非也沒能發出來，很受打擊。回去後結合自己的經歷，又寫了一篇《青年建設者》，講的是一位年輕技術工，懷著一腔熱情為祖國建設事業奉獻青春的故事。這篇文章登在了1978年《河南文藝》第一期，當在目錄上看到「李佩甫」三個字時，我就想著一定要繼續寫。
草地：您曾說「小說的第一句話對我來說是一錘定音的」，您在寫作中會有如何開端的焦慮嗎？
李佩甫：我寫作比較講究文學情緒，一定要找到語言行進的方向，也就是作品開端的第一句話，才能順著這個情緒走下去。寫《生命冊》的時候，就是因為沒有找到第一句話，我把已經寫好的8萬字全部廢掉。然後就去下鄉當知青的地方，住了三個月，重新去熟悉那片地域，才有了「我是一粒種子」的開端。
草地：您覺得寫作中最難和最重要的是什麼？
李佩甫：寫作最難的就是重複，認知的重複、情緒的重複、想像力的重複，每次都希望能避開，但又不能完全避開，這是最痛苦的。所以每一次寫作都應該是重新開始，要把上一篇的文字情緒全部熄掉，但思維是有慣性的，你想重新開始，未必就能重新開始。
情感是寫作的靈魂。作家情感的真誠度對作品質量有很大的影響，文字騙不了人，一旦進入文學深處，就藏無可藏。
2 很小的時候就吃到了「文字裡的麵包」
草地：您的文學之路靠什麼來引領和滋養？
李佩甫：我的人生得益於閱讀，是閱讀拯救了我，它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吃到了「麵包」，文字裡的麵包。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父親是一名鞋廠工人，三代赤貧。我很小的時候就讀了大量的書，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就是家裡最有文化的人了，寫信填表都是我。
因為父母都不識字，所以我是野讀、亂看，凡是有文字的東西都找來。我同學的父親清華畢業，家裡有很多藏書，但由於時代問題，他家的書都鎖在柜子里。想看而不得，是非常痛苦的，那時就經常偷家裡的東西去找同學換書。
我讀的第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古麗雅的道路》，就是從那位同學家里借來的，正是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也由此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這是一本有氣味的書：麵包的味道、果醬的味道，還有沙發、桌布和羊毛地毯的味道。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麵包，但在中國最飢餓的年代，我卻吃到最鮮美的「麵包」。
到青年時期，回城上了技校，我一下子辦了四個圖書館的借書證。是閱讀讓我認識到世界很大，讓我知道什麼是苦難深重，什麼是高貴，什麼是優雅。在書里，我看到了巴黎聖母院，我讀到了各種各樣的生命狀態，我知道「好」的標尺是什麼。
草地：您這一代「50後」作家，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大繁榮，大量現代文學譯作出現，您曾說自己「張開所有的毛孔拼命地去吸收」。
李佩甫：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一個時期，適逢改革開放，各種文學流派、文學思潮進入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大開眼界、大量「吃進」的時代，也是我幾十年以來閱讀量最大、最密集的一個時期。初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相當震驚，開篇第一句至今難忘：「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種敘事、思維方式，帶來的是對歷史的穿越、對生命的整體關照。我們幾乎都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很多作家在一段時間內，都會忍不住地用「多年以後」這種表述方式。
這個充電期一直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見識了好的文字是什麼感覺，那個階段也出現了很多模仿性作品，但我這個人模仿力不夠，我又逐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平原」，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寫作方向和寫作能力，建立了自己的文學自信。先是學習，然後是「走出」，只有走出才能創造出民族的文本。
草地：您怎麼看待閱讀？
李佩甫：閱讀是非功利的，是一種滋養，是豐富人生、開闊視野、清洗自己的最好方式。閱讀也是提升自身的唯一捷徑，它在你面前擺下很多「沙盤」，讓你看到你未經歷的各種各樣的人生，走進你所不熟悉的生活領域，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對世界、人生的認知。
3 在文學創作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平原」
草地：您時常強調要「找到自己的領地」，您這一代作家有很多都找到了自己的寫作領地，比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周、劉震雲的延津縣，您的寫作領地是什麼？
李佩甫：「平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的寫作領地。我四百多萬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這塊土地上浸泡出來的。
我做技術工人時，理所當然地選擇了從工人生活開始寫，但總寫不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看了很多國外著作，吃了一肚子「洋麵包」，卻沒有消化的能力，那個階段寫得很苦，找不到方向。每天晚上，我都像狼一樣在大街上走來走去，甚至勉強地去虛構編故事。我知道，必須要尋找自己的創作源泉，打一口屬於自己的「井」。
1985年，我想起童年生活，想起姥姥的村莊，原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還沒有寫，於是就有了《紅螞蚱 綠螞蚱》。那時我發現，我把對於鄉村的記憶寫了出來，我是有土地的。作品發表後，在文學圈產生了一些影響，自那以後我找到了自己的出發地，就是我最熟悉的家鄉，寫作方向從這裡開始了。
草地：所以您的寫作領地是從姥姥的村莊一步一步開始擴散的？
李佩甫：《紅螞蚱 綠螞蚱》找到了我的寫作方向，但這只是個開始，後來我延續這個方向又接連寫了《黑蜻蜓》《無邊無際的早晨》《村魂》等幾個中篇，進一步堅定了「從我最熟悉的領域出發」的信心。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寫作領地先是由家鄉的那一塊地方開始，而後慢慢鋪開到整個平原。
這個平原既是一塊真實的地域——豫中平原，也就八九個縣份的大小。這個平原又不是具象的，變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是重新再造後的一塊土地，是我對中原文化一次次認識再認識後形成的。
在文學創作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種家的感覺，我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我的親人，在寫他們的時候，我是有痛感的。
草地：《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被稱作「平原三部曲」，這三部作品有什麼內在關聯嗎？
李佩甫：實際上它們是相互獨立的。《羊的門》是寫「草」的，把人當作植物來寫，寫這塊土地上各種各樣的生命形態和生存方式；《城的燈》主要是寫農村人的「逃離」，寫對「燈」的追逐與嚮往；《生命冊》是我對腳下這片土地認識的階段性總結，寫的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草地：您說寫完《羊的門》才覺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作家，為什麼？有人認為您影響力最大的作品是《羊的門》，您自己最喜歡《生命冊》，如何評價這兩部作品？
李佩甫：在《羊的門》之前我寫過很多作品，也獲過獎，但總覺得沒有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拿出來。雖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後，我建立了一些文學自信，也慢慢找到了寫作的方向，但還是羞於說自己是個作家。《羊的門》實際上是我寫得最順利的一部長篇，一年半完成。前面一氣呵成，結尾修改八次，我完全盡力了，我奉獻了一塊領地。
《生命冊》是我寫得最努力的一部書，歷經5年，將50多年的生活經驗和30多年的寫作經驗重新盤點。主人公吳志鵬是一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他是中國社會巨大變化中的一個當代知識分子形象。他身處時代旋渦時的清醒和抽離，對故鄉的愧疚、牽涉和羈絆，更像是我的「自省書」。
李佩甫在鄭州一家書店內閱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安攝
4 文學不應是大眾的附庸
而是生活的先導
草地：寫作40多年，您的創作過程經歷了怎樣的起伏？
李佩甫：每一次創作都是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的過程，創作大部分時間都是痛苦的，面壁的時間遠遠超過頓悟。有時候會把十天半月寫出來的東西全部撕掉，因為沒有情緒，沒有感覺，進行不下去，但有些時候甚至不需要搭架子，裡面的人物寫著寫著自己就跳出來了，創作就是一個不斷經歷瓶頸並突破瓶頸的過程。
1985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是我寫作情緒最飽滿激越的時期，那時一天可以寫8000到1萬字，因為進入了自己的記憶和情感深處，找到了領地。這個時期創作生命力的勃發，有對鄉村記憶的懷想，也有對鄉村歷史的追溯，還有對當時鄉村變化的思考。所以，寫作就是把生活的黃豆，泡成長著根須又有著翅膀的豆芽，寫不下去的時候，就到你熟悉的生活中去吧。
草地：您覺得作為一名創作者，對於生活現象的一種親歷式的觀察捕捉或者採風有必要嗎？您現在還會經常去平原走一走，持續關注它的精神生態嗎？
李佩甫：作家想要扣住時代的脈搏，離不開生活，這樣才會對社會有比較鮮活且深刻的把握和認知。我每年都會到平原上走一走。並不為了寫哪部具體作品，只是為了一次次重新熟悉這塊生我養我的熱土。當然，每每在寫作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也會下來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緒，重新點燃自己，也順手拾點什麼。
草地：追溯歷史、立足當下、寫給未來，這是您文字世界的主動擔負，您也一直強調文學的標尺，為什麼？
李佩甫：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有實用價值的東西，都是有價的，凡是沒有實用價值的，都是無價的。一把椅子哪怕是金子做的，也是有價格的，但一個百米紀錄、一首名曲、一幅好畫，在現實生活中都沒有實際用途，但體現的是人類體能、智能和想像力的極限。文學同樣如此，它是社會生活的「沙盤」，是一個民族思維力、想像力的寬度和極限，對具象的社會現實沒有實際的效用，但卻是人類精神之藥，可以滋潤心靈。
真正的文學應是一個時代的標尺和旗幟，我堅持認為，文學不應是大眾的附庸，而應是人類生活的先導。我們要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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