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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熙二十年（257年）， 蜀漢中散大夫譙周發表《仇國論》，表達了自己對大將軍姜維屢次北伐而導致民生凋敝的不滿。那《仇國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真的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投降主義言論嗎？船長為你細細道來。
一，蜀漢局勢
建興十二年（234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時病逝，蜀漢由此進入後諸葛亮時代。此時皇帝劉禪早已成年，也迫切希望自己能夠親政，於是大權由皇帝與宰相共享，進入君臣共治時代。但隨著諸葛亮之後的歷代宰相在威望與能力上日漸減弱，所以劉禪的權力日漸增強，成為蜀漢實際上的掌權人。
延熙十六年（253年），主張適度北伐的大將軍費禕遇刺身亡，劉禪於是讓積極北伐的衛將軍姜維接掌軍事。然後姜維就屢次出兵伐魏，希望實現諸葛亮復興漢室的夢想。然而蜀漢本就弱於曹魏，無法對敵軍造成毀滅性打擊，導致姜維的北伐成果有限。
延熙二十年（257年），曹魏揚州都督諸葛誕因為遭權臣司馬昭猜忌，於是在淮南舉兵反叛。姜維見有機可乘，決定再次出兵伐魏。譙周見姜維頻繁伐魏而成果有限，百姓負擔沉重而民生凋敝，所以極力反對姜維出兵而寫出了《仇國論》。
二，仇國論
《仇國論》全文五百多字，主要講述了弱小的因余和強大的肇建兩國互相爭鬥，高賢卿和伏愚子兩名因余人商討如何以弱勝強而戰勝肇建的故事。
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恆多慢，處小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恩善則生治，理之常也。」賢卿曰：「……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三國志·譙周傳）
伏愚子主張效仿周文王與越王勾踐的事例，休養生息以等待時機；高賢卿主張效仿漢高祖滅項羽的事例，趁著肇建有亂而出兵討伐，擴大其內憂外患而將其消滅。
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黜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三國志·譙周傳）
伏愚子反駁說：「商周時期是貴族統治，世卿世祿實行多年，民眾早已適應而不知反抗，因此想像漢高祖那樣迅速取得天下是不可能的。秦朝廢黜諸侯而統一天下，但其存在時期太短，民眾還沒適應新制度，所以漢高祖才能迅速消滅群雄而一統天下。現在因余和肇建並立多年，猶如六國並立，只能像周文王那樣從長計議，待時而動。如果只因為看到小利就窮兵黷武，那只會造成民不聊生。」
因此從內容上看《仇國論》裡面沒有任何關於投降主義的主張，只不過是激進派高賢卿與緩進派伏愚子的辯論。很明顯「因余」指代蜀漢，「肇建」指代曹魏，而「高賢卿」自然是指代姜維，「伏愚子」指代譙周。
譙周是受諸葛亮的提拔才步入仕途，所以十分感激諸葛亮的知遇之恩，而消滅曹魏是諸葛亮的畢生追求，譙周自然不可能主張投降。諸葛亮的繼任者蔣琬與費禕都主張休養生息以等待時機，反對姜維過度北伐的主張。而譙周的主張與他們相同，自然是緩進派而非投降派。
譙周寫《仇國論》時劉禪已經主政多年，然而劉禪並未因此處罰他，反而升任他為光祿大夫，讓其地位僅處於九卿之下。可見劉禪並不認為《仇國論》有投降派言論，所以以投降主義指責《仇國論》是胡亂曲解，並不符合真實歷史。
三，仇國論影響
有人指責《仇國論》是投降主義，無非是揪住魏滅蜀之戰時譙周力勸劉禪投降而以果為因導致的錯誤推論。譙周效力蜀漢四十年，不僅得到諸葛亮提拔，也受蔣琬與劉禪信任，而且還曾多次勸諫劉禪，可見他對蜀漢是忠誠的。
至於後來譙周力勸劉禪投降，不過是覺得大勢已去且主上昏庸，再做困獸之鬥毫無意義。本身姜維多次伐魏，就已使弱小的蜀漢更加衰落，滅亡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因此譙周的《仇國論》和降魏主張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況且譙周出名的弟子有羅憲、李密、陳壽三人，雖然三人都在魏滅蜀之後出仕西晉，然而三人在蜀漢存在時都是忠心耿耿的臣子。羅憲正直而遭黃皓排擠，聽聞蜀亡痛哭三日；李密為人至孝，寫就千古名篇《出師表》；陳壽精通史學，雖然《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但能看出他在書中仍對蜀漢有深厚感情。
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襄陽記）
有人指責譙周是投降派，無非是因為《襄陽記》記載譙周說過劉備和劉禪的名字合起來有準備禪讓江山的意思。然而《襄陽記》是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所寫，他主張晉朝應該繼承蜀漢而非曹魏的法統。但是晉朝官方一直強調自己是繼承曹魏的法統而認為蜀漢是割據一方的僭偽政權。因此《襄陽記》此段記載並不可信，極有可能是習鑿齒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編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