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鏖戰3 年的長篇小說《未婚妻》應聲而來。圖為阿乙近照。（圖/ 由被訪者提供）
前些日子，作家阿乙鏖戰3年的長篇小說《未婚妻》應聲而來。
按照新書推出慣例，出版社做了一場線上發布會，此後就「大音希聲」了。
喜歡阿乙的讀者不免感嘆，這樣一部堪稱「縣城史詩」的文學作品，又將成為被低估的那一部分。
文學好像是寫作者們自己的事情——在這片土地上，從未有過意外。
北京2月的一個工作日下午，記者和阿乙約在朝陽區的單向空間見面，久違的見面倉促但又恰如其分。
一切都可以預見，他早早捧著書窩在咖啡廳一角等候，手邊的便箋本已經寫得密密麻麻，其中就有他為接下來的採訪所準備的敘述。
對於兩個都不擅長說話的人來講，文字算是最精準也最體面的方式。
早在20多年前，阿乙還頂著「艾國柱」的民警身份，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鄉過著閒適的日子。
年輕人容易產生愛情且更為投入，人類粗暴的基因在阿乙身上也並無例外，荷爾蒙的分泌使他對同樣穿著制服在行政單位工作的「歐陽春」一見鍾情，於是便陷入了「文學中的偉大命題」——怎麼去接近她。
然而正如博爾赫斯所說：「時間永遠分岔，通往無數個未來。」
據阿乙自述，按照常理或大多數時候的可能性，他現在或許還在瑞昌，和當初訂婚的愛人生活，生兒育女。
而這個飄蕩到北京的寫作者倒是一個意外，或者說是一個很稀薄的夢。
如今，這個像是夢裡的他，卻又真真實實地存在著，去追憶那個永遠消失在生活中的、身為警察的自己和未完成的婚姻，從而成了《未婚妻》的全部內容。
馬塞爾·普魯斯特曾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時間看起來好像完全消逝，其實不然，它正與我們自身融為一體。」他開創了小說的意識流寫法。
阿乙寫回憶、寫縣城、寫愛情，倒是誤打誤撞地進入了這一領域。
另外，與他以往的小說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拋棄了簡潔和果斷，轉而描述一件事從a到b中間那不勝煩瑣的部分。
越是熟悉的經驗越需要警惕，因為它把我們帶入偏見的洞穴。
在對回憶一層一層的解剖當中，阿乙嘗試去抓住那些後知後覺的、還沒來得及消逝的時空。
以下是《新周刊》與阿乙的對談實錄。
文學讓我們重視日常中被忽視的細節
《新周刊》 ： 你以往的寫作很少描述愛情，這次新小說《未婚妻》倒像是一個壓在箱底的驚喜，故事發端於年輕人的一次心動，但好像又不是在說愛情？
阿乙：愛情只是一個引子。事實的真相是，對於一個縣城男青年來說，他對女性的愛更多地來源於男性的占有欲。
出於對真實狀態的描述，我也就無法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寫一個浪漫的戀愛故事。
我真正要寫的，是因為愛情襲來所引發的家庭波動，以及周邊社會的流動變遷。
即使到了21世紀，縣城裡的愛情也並不只是談情說愛，理想的愛情只占30%，表面看上去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故事，實際上很快就能看到背後的地域性——甚至叫「中國性」。
我下一本正在寫的《未婚夫》也是這種方式。
《新周刊》 ： 用意識流的寫作方式講一個現實主義的故事，對讀者來說，可以說是既過了讀「虛構」的癮，也過了讀「非虛構」的癮。你在構思小說的時候，真實跟虛構的比例是如何協調的，或者說做了怎樣的取捨？
阿乙：實際上都是虛構的，當然，我們所說的「虛構」，意思可能不太一樣。
首先，我當然是在寫我生活過的世界，只不過就像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一樣，是被加工過的，並不是說有多少地方是真實的，有多少是假的。
小說也是，就像拿到一個房子，要對它進行重新裝修。
其實我們的生活就如同房子的鋼筋、水泥一樣，是極其乏味、無聊的。
所以與其說是做取捨，倒不如說是用文學的方式，把它重構了一遍。
普魯斯特說：「唯一真實的世界，就是文學的世界。」所以他用《追憶似水年華》重構了一次他的人生。
否則到最後，他所經歷的那些貴族和布爾喬亞式的生活就都是一堆糞土。
《新周刊》 ： 在你的小說中，那個生活在瑞昌的民警「艾國柱」，其實也是在重構你的人生？
阿乙：可以這麼理解。其實小說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對可能性的取捨。
選擇一種可能，意味著就會排除其他可能。
我最近猛然意識到，我寫的小說其實都是對一個不存在的自己，也就是說對那個不是現在的「我」的描述。
我的所有小說，都在共同完成一項任務，就是儘量拼湊出「我」的各種可能性。
《新周刊》 ： 我們每個人一路走過來，其實都存在一種「倖存者偏差」，你對沒有經歷過的人生進行事無巨細的描述，這種想像力幾乎是超越現實的。小說的意義就體現出來了。
阿乙：是這樣。在我們的生活中，90%的事情都像暗物質一樣，隨著時間混沌地往前移動，沒有人會去關心。
比如，有的人早上刷牙要刷200下才心安，沒刷夠還會補足。
這種小事我們在生活當中不會去查究，但是在文學裡頭它就會獲得重視。
這就形成了兩個渠道，一個是和人類的精神文明產生了聯繫，另一個是發現我們生活中那種最細微的價值，從而使我們自己獲得重生。「
《未婚妻》封面。
飛鳥是所有瞬間的匯集」
《新周刊》 ： 這一次的寫作風格相較於之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給人的感覺更冷漠、簡潔，而現在讀起來就像是讀《紅樓夢》，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
阿乙：文學是百花園，裡頭什麼樣的品種都有，但是一直以來，風潮使文學變得更具適應性，文學能適應影視，就像京劇一樣。
這種適應可以拓寬它的表現方式，是好的。
但我認為，文學還要逐步地去確立，或者說建立屬於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在前言裡就提到了，簡潔作為一種風氣，正在給作者和讀者帶去一定的妨害。
小說要做的，是還原人的所有動機，他做一件事，包括了他身上的性別動機、家庭動機和社會性動機，甚至因為他的職業是民警，那他做出的反應也不一樣，這些東西都是小說作者要去反映的。
我就想嘗試寫「永遠完成不了」的小說，寫「永遠在路上」的小說。
用北島的話來說，叫做「飛鳥是所有瞬間的匯集」。
《新周刊》 ： 你在《未婚妻》的最開頭自作辯解，講事件從a到b要更多地去進入到中間的部分，達到「飛矢不動」的相對靜止的狀態，這要怎麼去理解呢？
阿乙：你想知道的應該是，把一件幾句話就能說清楚的事拆開來細枝末節地加以描述，有什麼好處。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受新聞寫作的影響，寫小說都跟寫新聞一樣，動詞用得多，形容詞用得少，多用對話、強調結論，等等。
實際上看海明威、馬爾克斯的短篇，也是這種新聞特寫。
不過我後來發現，新聞恰恰不是在提供真相，而是只能提供表象真實，卻無法提供本質真實，新聞實際上在簡化事實，但每個人都是多面的、立體的。
所以為了獲得真相，「飛矢不動」的方式是值得的。
《新周刊》 ： 比方說對你的採訪也是有備而來的，事先預設好的問題反而限制住了話題的導向。
阿乙：我也曾經做過編輯，明白你說的（意思）。
編前會裡討論最多的是，我們要找到一個角度，比如說你們要採訪阿乙，可能就會想到，他之前做過警察，又經常生病，然後是個寫小說的。
大多數情況下就是這樣，這可能就是新聞與小說的區別。
實際上，我們只能從讀者的角度來建立這種方式的合法性，這倒也正常，因為刊物是給讀者看的。
但是從理解一個人的角度，就成了「扭曲」的動機，我可能還有很多面孔，可能還有「兒子阿乙」「暗戀者阿乙」，我在我的小說里尋找他們。
《新周刊》 ： 那在你的小說創作當中，從讀者層面是如何考慮的呢？
阿乙：其實自從我寫書以來，受過最多的批評就是，我的小說人物不講符合他們身份的話。
這個指責已經困擾到我，構成了對我寫作的枷禁。
我不認為讀者的意見不合理，但是我們在閱讀的時候，不能拿自己的審美標準，去對作者和自己形成專制。
如果按照讀者的反對，放棄寫「一個賣菜的婦女出現頓悟」這樣的情境，如果我每次都這樣做，我最後一定會成為讀者的傀儡。
我覺得我不是一意孤行，而是對自由和解放還保留了熱愛。
年輕時的阿乙。（圖/ 由被訪者提供）
他總是那隻睡醒的兔子
《新周刊》 ： 你在小說里描繪了一個縣城「大舞台」，極盡書寫了那裡人性的豐饒，讓人不得不聯繫上你在瑞昌的真實生活背景。「追憶過去」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阿乙：與其說是追憶，倒不如說是追趕。
因為我發現自己有點像《龜兔賽跑》裡的兔子，總是在醒來以後才猛地一拍大腿，反應過來自己錯失了什麼，於是再猛然去追。
所以上一個長篇《早上九點叫醒我》就是在追一個事實——要在鄉村社會消失之前，把鄉村社會寫掉。
因為我出生在鄉村，有鄉村社會的經驗，雖然鄉村還在，但社會漸漸消失了。
後來我從鄉村去了縣城，於是我又有了縣城的記憶。
等我再像兔子一樣醒來，人工智慧ChatGPT已經在迎接我們了，它帶來的結果是，社會快速進入了物理性消失的階段，以前小說里經常反映的那種包子、油條的社會生活，也在小說里無情地消失了。
所以我要趕在這一切消失前，把21世紀初最後的人類生活、婚姻土壤和社會倫理，好好再講一遍。
《新周刊》 ： 消失是一種趨勢，或者殘忍地說，是一種必經之路。在你看來，抓住過去就等於抓住了未來嗎？
阿乙：或許10年後，人的整個思維都會發生巨大的改變。
就好比10年前，我根本不會想到，有人說手機會成為我們手上衍生的「器官」，但是最近我越來越發現，自己也像個傻子一樣，連吃飯的時候都在滑手機屏。
我只能承認，自己已經徹底被無情地修改了。
但我最近也在想，我是應該抵抗它，還是應該順應它。
有時候順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是後覺者，基於一個寫作者所應保持的敏感，我們能察覺到並在一切消失前去反映它，而且未來沒有盡頭，這種消失也沒有盡頭。
《新周刊》 ： 其實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人性的善惡美醜從古至今也沒怎麼變過，寫20年前的縣城社會，或者寫20年後的智能社會，本質上應該都是一樣的。真正好的小說可以穿透時代。
阿乙：《追憶似水年華》裡面有個海灘叫巴爾貝克，傳言那裡風光無限，普魯斯特寫主人公到了海邊發現海灘一無是處，於是就用了意識流的寫法，把一盤吃剩的魚骨比作教堂的穹頂，把鱗片比作彩繪玻璃，甚至帶我們聯想到史前時代的捕魚人。
小說一下就讓古代和今天的事物產生了聯繫，我們在小說里獲得了豐富的世界。
我現在有一種野心，就是在小說里改造我們的世界，使和我同一代的人，都能在小說里通過一些共同的證物獲得更多的享受。
這個世界我一寫出來，他們就會覺得是他們的，並且令他們忘記所處的現實世界是一個孤獨的世界。
《新周刊》 ：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小說里的世界是一個永恆的世界？
阿乙：我去過普魯斯特的墓前，他的墓碑平躺在地上，黑色的大理石上寫著「馬塞爾·普魯斯特」，還有他在世的時間。
站在那兒你就會覺得，一切不過只是一塊墓碑、一些泥土和一些塑料花。
但是如果不管眼前所見，我們去看普魯斯特留給我們的小說里的世界，你就會看到裡面的人物在永恆地走動。
我也是這麼想的，如果我死了，你在我的墓碑前找不到什麼東西，但是你在我的書裡面，多少還是能找到一些曾經在世界上經歷過的事物。
如果我們去找我們現實中曾經的愛人，你永遠都會失望，但是在小說里，她永恆地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