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中後期，由於宦官專權，政治腐敗，察舉選官名實不符，很難選拔到真正的人才。同時，漢末以來，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不安，百姓背井離鄉，「人士流移，考詳無地」，難以掌握士人的真實情況，使察舉制無法實施。
曹操在割據勢力混戰過程中，實行「唯才是舉」，廣泛吸收人才。曹丕稱帝之後，為使"唯才是舉"這一選舉原則得到全面貫徹落實，遂根據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創立"九品官人法"，亦稱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具體實施辦法就是在州、郡、縣設立「中正」，均由在朝廷擔任高級官職的本地人充當。中正負責考察本地士人的家世門第和品德才幹，評定等級（即品），共分九品，並寫出評語，上報中央政府。中央有關部門選任官吏時，主要依據中正為士人評定的品第，授予相應的官職。
曹魏初行九品中正制時，由於中央選擇的中正多以「賢有識見者為之」，中正能夠採擇輿論，品評人物也能夠做到「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這項制度體現了「唯才是舉」的精神，並且選拔出一些比較有才幹的人充實官吏隊伍。
但是，到了曹魏後期，中正對士人的品評越來越重視家世門第，使九品中正制蛻變成維護世家大族政治特權的制度。
西晉時期，中正一職都為各地在京做官的世家大族所把持，他們品評人物時，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完全轉化成為世家大族壟斷選官途徑的工具。九品中正制的發展演變，使世家大族的勢力急劇膨脹，從而產生了士族門閥。士族門閥是以家族為單位，以門第為標準，在社會上、政治上形成的統治集團內部的特權階層。
士族門閥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漢代出現的世家大族。東漢時期，伴隨著田莊經濟的崛起，世家大族在經濟上擁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在政治上通過察舉選官和私家傳授經學，形成了"累世經學，累世公卿"的局面。
三國初年，曹魏和蜀漢雖然採取一些措施，打擊豪強大族，但其政權基礎仍是世家大族。魏、蜀、吳三個政權都是依靠世家大族支持而建立起來的。司馬氏代魏建晉，也是藉助於世家大族的力量才得以實現的，其中平陽賈充、河東裴秀、太原王沈是其代表。所以，「泰始中，人為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裴、王、賈，濟天下。』言亡魏成晉也」，形象地說明了世家大族在滅魏建晉過程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於此可見，世家大族已經能夠左右一個王朝的興廢。正因如此，西晉政權建立後，不得不採取措施，確認和維護世家大族的政治、經濟利益，與他們共享勝利果實。
伴隨著世家大族勢力的增長，他們享有的各種特權由習慣上的傳承變為法律上的承認。於是，魏晉之際出台了一系列有關的法令規定。諸如曹魏實行的"租牛客戶制"，東吳的世襲領兵制和賜田復客制，西晉的官吏占田蔭客制，以及九品中正制等。這些制度的實施，使世家大族的政治、經濟特權通過法律的確認和維護，完成了制度化的歷史過程。士族門閥制度終於在魏晉之際得以形成和鞏固。
魏晉時期形成的士族門閥制度，體現出士庶區分的嚴格性和士族政治、經濟特權的合法化。士族門閥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極力擴大其與庶族寒門的差異，使二者之間的界限明朗、深化，史稱"士庶之際，實自天隔"。
士族與庶族的政治地位不同，社會地位也相差懸殊，連生活習俗都保持著嚴格的區別，互不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士族門閥在改朝換代的風雲變幻中，始終居於社會的統治地位，安穩地享受著世襲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經久而不衰，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等顯貴士族門閥，歷經兩晉南朝各代，一直處於權力中樞地位，根深蒂固，堅如磐石。南朝梁時，琅邪王氏後裔王筠還自我誇耀說，兩晉以來，「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世者也"。
士族門閥制度在東晉時期達到鼎盛，其權益受到更多的保護。政治上，士族門閥「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致公卿」，憑藉門第和資歷壟斷仕途，國家權力中心的錄尚書事、中書監（令）、尚書令（僕射）等高官潛職，幾乎完全被門閥所把持，庶族寒門只能充任一些低官獨職。
士族門閥不僅享受依官品占田的特殊待遇，而且可以封占屬於國家的山林川澤。士族門閥與庶族寒門之間的界限也更加嚴格，以「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作為政治準則，等於宣告士族門閥不受法律約束。
士族門閥制度從東晉末年開始走向衰微，到南朝更趨沒落，寒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士族門閥的衰落，是經濟關係變化、各種社會鬥爭的打擊及其自身腐朽造成的結果。南朝時期，家族關係和依附關係發生變化，動搖了士族門閥依存的經濟基礎。
家族析分現象在南朝各代已經十分普遍，史載：「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大家族在析分過程中，財產分散，破壞了家族經濟的統一。各個家族的分支交往稀少，關係疏遠，宗法觀念淡漠，從而使士族門閥在家族分化的過程中勢力減弱。
與此同時，東晉與南朝各代政權多次實行將僑居人口按現居住地登記管理的"土斷"政策，以及放免奴客等措施，使士族門閥控制的依附人口大為減少，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這也削弱了士族門閥的勢力。
農民反抗鬥爭的打擊，對士族門閥的衰落起了重要作用。東晉南朝時期，江南地區多次發生農民起義，尤其是孫恩、盧循領導的農民戰爭，直接打擊了一些士族人物，有的家族「合門遇禍，資產無遺」。
統治集團內爭及其相互殘殺，促使士族門閥整體力量遭到削弱，如東晉初年的王敦之亂，誅殺周顫、沈充等士族人物，周、沈兩家士族勢力從此一蹶不振。桓溫專權時期，極力排斥庚氏和殷氏等士族，司馬道子執政和桓玄叛亂，沉重打擊了太原王氏家族勢力。梁朝發生的侯景之亂和江陵之變，使南方士族門閥迭遭致命打擊，勢力愈益衰弱。
士族門閥由於政治、經濟特權受到法律保護，高門子弟憑藉門第就可以「坐致公卿」，從而喪失進取心和競爭力。他們普遍追求享樂，不學無術，參加策試僱人答卷，出席宴會請人賦詩。平日裡寬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乘車，入則人扶。
長期的寄生生活，使他們「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贏氣弱，不耐寒暑」，生存能力也大為下降，一經變亂，只能坐以待斃。凡此種種，無不表明士族門閥已經失去繼續掌握政權的能力，從而為庶族寒門的崛起提供了良機。
南朝時期，寒人的政治地位及作用都明顯提高。他們在國家機構中擔任的官職雖然品級仍不很高，但機要性極強，因此掌握了許多實權。寒人擔任的中書舍人一職，原來只是中書省的一般官吏，職責為掌理表啟章奏。但在宋、齊時已經侵奪了宰輔機構長官中書令的職權。
中書舍人分掌政務，往往專權用事。劉宋時，寒人出身的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等人擔任中書舍人，孝武帝劉駿處理官吏的選授、升降和賞罰等大事，都與他們商議，然後作出決定。
寒人在地方州鎮擔任的典簽，原先不過是府州內部議論政事時傳遞文書的小吏，但在南朝各代大力加強皇權的過程中，它的作用受到重視。從宋孝武帝時起，為了抑制士族在地方府州中的勢力，便任命寒人為典簽，對府州行使監察權，以至"諸州惟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