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工部掌天下工程營繕之政，而少府監、將作監在唐代均負有營繕之責，將作監主要掌管公共工程的建築，在京城的營造事務中，少府監和將作監一起提供人力和材木物料；少府監在營造上著重細緻高超的技藝，而非普通的土木瓦石，此為少府監與將作監在營造事務中的主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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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部與少府監的關係
元豐改制前，少府監以朝官一名判，其所管事務由原屬其下屬機構的文思院和後苑造作所取代，但我們要看到，元豐改制前有時亦設少府監、少監，負責具體事務，但元豐改制前，工部為閒置機構，故二者基本沒有多少聯繫。
元豐改制後少府監並非隸屬於工部，二者亦非平行機構，工部長貳的官品高於少府監官員，從少府監轉送給工部的文書，亦用上行文書才使用的「申」，工部的政治地位遠高於少府監。工部對於少府監人選無發言權，工部只是頒布相關的法令，少府監予以遵守、執行，工部將一些具體事務交由少府監辦理。
1、元豐改制後工部、少府監與度量權衡的製造
元豐改制後，工部成為度量衡器的管理部門之一，由其「取旨」確定器式的標準，關照隸屬於戶部的金部司製造，也即工部與戶部在製造度量衡器製作方面都握有實權。少府監亦掌度量權衡之制，我們從製造官尺時二者職權的劃分來看工部與少府監的關係。
大觀四年(1110)四月，宋徽宗詔令工部造尺一千條，工部接到任務後交由少府監辦理。但少府監並不親造度量衡，而是交由自己的下屬、專門製造度量衡的文思院進行製造。文思院分上、下兩界，度量衡屬於文思院下界所造。
在度量衡器的製造上，工部不僅與少府監、文思院有著緊密聯繫，同時與戶部也有分工合作，郭正忠先生指出：在元豐改制後，工部、少府監負責度量衡頒降時有戶部的殘餘，特別是在財賦系統中頒布度量衡時，戶部職權尤為顯著；同時在度量衡頒降渠道中，少府監或工部等製作部門必然與戶部有一定的分工。
其中包括技術與行政業務間的分工，比如簽注主要負責器式規格、火印等技術標準的頒降，後者則主要掌管頒降範圍、對象、數量、榜諭通告及保管、銷毀等行政措施。
2、元豐改制後工部、少府監與官印的鑄造
元豐改制前，官印由少府監負責鑄造，少府監在當時接受三司的管轄。地方上武官官印在咸平五年由少府監進行鑄造。
在北宋前期，當有機構申請重鑄部門印章時，經由少府監將負責篆寫印文人員的意見，也即將改鑄印章的形制上奏皇帝，聽候皇帝的意見，然後皇帝命三司商議定奪，說明三司在元豐改制前對官司印章鑄造所具有的決定權，而少府監只是根據三司的意見進行鑄印。
官印形制要徵得皇帝的同意，但有些官員私自鑄造官印，雖然是自己私造，但官印的印文卻由少府監撰文官撰。
少府監的管理機構在元豐改制後發生了變化，如前面所說，在元豐改制前少府監根據三司的意見進行鑄印，說明三司掌印章鑄造的法令；元豐改制後，則由工部「掌符印、錢幣之政。」但對於印文、印章形制，決定權卻又不在工部，而是需要工部移文禮部，由禮部依據禮制決定印文。
似是在建炎三年少府監並歸工部後，鑄印職能從少府監轉移到了文思院。從下面兩則史料可見，南宋時，工部依然作為鑄印的管理機構：
乾道元年(1165)七月，建康府榷貨務茶場的印章，由工部負責鑄造，鑄造好之後交於禮部，由禮部交給建康府榷貨務茶場，當其收到新印之後，將舊印交還禮部。乾道九年(1173)閏正月，贛州鑄錢司需印1顆，贛州鑄錢司印由工部負責。
3、少府監併入工部時間
關於南宋時少府監併入工部的時間，《宋會要》、《群書考索》均記為在紹興三年。《文獻通考》前面稱紹興三年少府監併入工部，接著卻稱建炎年間少府監併入工部，前後矛盾。依《宋史》所說，則在建炎年間，少府監並歸工部，而到了紹興三年，少府監隸屬於將作監。則是在紹興十一年，將作監、軍器監分領少府監，而《系年要錄》提出少府監在建炎三年四月庚申並歸工部：諸書記載大異，似少府監在建炎三年並歸工部。
(二)工部與少府監對文思院官吏的選差權與日常管理
1、工部對文思院官吏的設置管理權
元豐改制前，文思院監官的人選已由工部及將作監決定，也說明工部和少府監對於文思院具有管轄權。元豐改制後，文思院監官亦由工部、少府監共同奏差。對於文思院監官的人選，有時則由朝廷進行選差，文思院監官的人選由元豐初年的工部、少府監共同選差到崇寧年間的由朝廷選差，說明朝廷對文思院管理的加強。
隨著少府監並歸工部，文思院亦歸工部管轄，文思院機構設置和人員選差均由工部負責。針對文思院事務繁雜以及與皮剝廠、綾錦院等六局共為一處的情況，工部提出重新將文思院分為上、下界，並對文思院上、下界監官和監門官的設置、以及人員選差情況提出建議。因此時少府監已經併入工部，所以由少府監、工部負責選拔文思院官吏變為由工部負責文思院官吏的選拔。
因文思院工匠時常會接觸貴重物品，如金銀、犀玉等，文思院一直設有監官、監門官，即使這樣，監管上依然存在漏洞，於是工部提出從皇城司中選人任文思院上、下界監作祇應，並對其具體工作方式提出建議。
皇城司的這4名親事官在文思院是負責在門口對出入人員進行檢查，還是在文思院內進行進行巡邏、或是監督文思院工匠的工作，從此則實力不得而知。但從紹熙三年(1192)五月二十六日提轄文思院林復的言論中可知，4名親事官是在出入文思院之處進行把守，對出入人員進行檢查，主要對離開文思院的人員進行搜身，看是否將文思院的物品偷帶出文思院。
我們也可以看到，原來隸屬於皇城司的4名親事官到了文思院任職之後，隸屬關係從隸屬皇城司轉變為隸屬於工部。不過後來由皇城司所調撥的親事官曾罷去。
則是皇城司4名親事官在出入文思院之處進行把守搜檢，並不現場監視工匠工作，也不能杜絕文思院物品被偷盜，所以被罷，此後則以臨安府廂軍把守文思院，更難以杜絕文思院物品被盜竊。於是工部、將作監又請求以4名皇城司士兵把守文思院。
除了上面所提監門官由工部選差之外，文思院請納拘押官物生活官的設置亦由工部官員管理。文思院內部押司官闕而不設，導致文思院內部官員無法正常升遷，於是工部提出相應的調整辦法，上奏皇帝請求批准。
2、工部對文思院日常工作的管理
南宋時，宋政府令工部負責織造官告、度牒綾，然後工部將朝廷下達的任務交由文思院製造。在織造事務中出現問題時，由文思院申工部，工部上奏皇帝。官告所用青白色絲線帶子，需要由織機織造，而文思院工匠不夠，故提出依據官員官品的不同使用不同顏色的絲線帶子，文思院先將此情況上報工部，然後由工部上報皇帝。
關於文思院織造官告絲線帶子所使用的工料，工部提出由戶部審定後支給，等官告需求量小了之後，仍依據舊例織造官告所用絲線帶子。有時因朝廷所需官告、度牒綾數量過於龐大，僅文思院一個機構難以應付，工部於是請求將任務由路級機構轉運司分擔。
當朝廷令工部織造官告、度牒所需綾時，工部直接讓文思院進行製造，因需路級轉運司分擔織造時，則需要上報皇帝，是因文思院、諸路轉運司與工部關係不一樣。官告、度牒所用綾不再使用文思院所造制敕綾，而改使用諸州所造雜花綾，結果卻出現了假冒的情況。於是，工部侍郎請求依舊制，官告、度牒依然使用工部所造制敕綾。
因工部為文思院的管理機構，當文思院製造的產品出現質量問題時，其他部門要求工部對文思院嚴加約束。
文思院製造的金鍍銀裝匣屢次出現質量問題，工部作為文思院的上級領導部門，有責任對文思院的工作加強領導，所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周麟之提出由工部對文思院嚴行約束。官方所需金銀腰帶、束帶、器皿之類，由文思院製造，所造材料極其珍貴，因制度不完善，出現虧損官物的情況。於是，工部提出了一套嚴格的管理辦法，加強了對文思院製造諸官司所需物品的監管。
諸官司讓文思院所製造的貴重物品並未標明物品的重量、工匠信息，後來因物品毀壞需要重新製造或修理時，發生物品重量不一的情況，製造機構及使用機構並不任責，致使耗損官物，故工部提出文思院以後製造諸官司物品時進行稱重、登記，並且在製造過程中由其他人員進行監督，物品造好之後，在物品上刻上製造年月、重量、監官姓名、工匠姓名，然後交付原需官司，並當面稱量金銀重量，點檢數量。可見，工部亦對文思院日常工作進行管理。
有些皇家所需物品，由工部下文思院進行製造。可見，皇太后神主祔廟時所需用一系列物品，均由工部下文思院進行製造。宋高宗在祔廟所需黃羅拜褥，由工部指揮文思院進行製造。紹興三十二年，宋孝宗批准了禮部、太常寺的建議，則神主及腰輿等，工部令文思院進行製造。
文思院有時從民間招募工匠，需要支付相應的工錢，有時會因雇錢所出太少而招募不到手藝高的工匠，但文思院沒有權力私自提高民間工匠的雇值，當其改變和雇民間工匠的支付方式時，而需要向工部提出。
對於支付給文思院的料次工錢，工部就如何使用做了規定，並規定由將作監丞、主簿以及文思院提轄官對工錢的發放進行監督。
工部提出由將作監官員對文思院工匠錢財進行監督，說明工部當時對將作監有管理權，其可以支配將作監；將作監對於文思院雜支錢的使用提出建議時，是向工部提出，由工部進行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