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世界，朝鮮半島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由此產生了精神文化上的相似與迥異；後來在傳統向現代轉變之際，選擇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在亞洲的邊陲打開了萬里雲空。
圖中清晰標出了經線、緯線、鴨綠江等河流，以及朝鮮八道：平安道、咸鏡道、黃海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全羅道、慶尚道。在半島的日常用語中，有時用「朝鮮八道」來表示全國。（上圖）
1915年夏，據說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成立遠東藝術部門時，館藏的韓國藝術品數量只有65件，有些甚至被錯標為中國或日本的藝術品。1905年，日本實際控制朝鮮之前，對西方世界而言，韓國是個陌生的國度，有著「隱士王國」（Hermit Kingdom）之稱。
二戰後，韓國出現了信仰與理性的相對平衡，整個社會產生爆髮式發展，韓國製造、韓國電影、韓國音樂以某種不可阻擋的趨勢融入全球文化，形成一種韓國現象，其中尤以韓國電影為代表。
半島地緣的內外
朝鮮半島位於北緯34度至43度之間的一小片土地上，東北與俄羅斯相連，西北經長白山與中國大陸相接，東南隔朝鮮海峽與日本相望。由於鴨綠江和圖們江的源頭幾乎匯集在同一個點上，使得半島和歐亞大陸之間沒有陸地接觸點相連，以至於在整個歐亞版圖上，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被鴨綠江和圖們江分隔著的「半島」。
從純粹的地理關係上講，「朝鮮半島」既可以是與中國大陸「相連」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大陸主體的一處「延伸」。這種複雜、交織、模糊的地緣特點，形成了半島古代歷史與中國密不可分的關係，沿海民族之間人口遷移、文化交流的便利程度，超過我們今天的想像和歷史的記載。就人種來說，古代半島漢江以北的居民扶餘、穢、貊、沃沮、句麗等族，都是從中國境內遷入的。半島詩人李穡曾在他的詩中寫道：「天下日故多，桃園猶避秦，誰知白帽客，已作遼東民。」金克一也說：「三韓自古稱仙府，形勝關東最絕倫。」
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滅衛氏朝鮮，在原地設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此後一直到西晉末年約四百年的時間，朝鮮都為中國郡縣。公元313年，高句麗侵入樂浪，不久百濟、新羅也相繼崛起，開啟半島上的三國時代，中國與半島才開始有內外之別。
1877年，吉林懷仁縣書啟（舊時官署里專管起草書信等事的官員）關山月，在古城東北五里鴨綠江岸的荒煙蔓草中，發現了高句麗長壽王（394-491）為紀念父親好太王的功績，於公元414年（中國東晉年間）設立的好太王碑。碑高「二丈余，寬八尺強，厚得半。無贔屓蟠螭飾。就石原質，四面環刻之，文起東迄北，共四十二行，行四十一字，共計一千七百二十二字。敘事詳慎，書亦嚴整，類漢隸。碑西里許即其陵。有磚隸書願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十字。」碑文文字涉及高句麗建國的神話傳說、好太王的功績以及對守墓人的囑託三大內容。
高句麗是東北亞的一個古國，跨境而居，共存在了700多年（公元前37-公元668），由於與中原王朝的關係不是很好，所以其統治期間，前400年的都城都在今中國境內的吉林集安，後300年在中原王朝的武力威脅下，把都城遷到平壤。隋朝時，高句麗國力日漸強盛，「不遵臣禮」，拒絕向隋朝朝貢稱臣，並試圖聯合北方的突厥勢力，抵抗隋朝。為消除外患，隋大業八年（612），隋煬帝徵集全國二百萬大軍征討高句麗，「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兵之盛者，未之有也」。結果，由於當地氣候的極度寒冷等諸多因素，「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大業十年，第三次征伐高句麗失敗後，隋朝再也無力鎮壓農民起義和將領叛變，導致最終滅亡。後來，唐朝採取「遠交近攻」戰略，與半島上的新羅政權聯合，消滅高句麗。其境內的居民，一部分遷至長安，被漢人同化；一部分與境內之前的粟末靺鞨人合併；一部分遷入半島南部，與當地土著三韓人結合。後來三韓人王建建立的高麗王朝，雖然自稱是高句麗的繼承國，但實際上已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了。
20世紀80年代，由於高句麗源於中國境內、後擴展至朝鮮半島及其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高句麗的爭議浮出水面；21世紀，中國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和朝鮮的「高句麗壁畫墓群」分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東亞世界的小中華
東亞關係史領域影響最為深遠的、由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堀敏一提出的「冊封體制論」認為，中原王朝通過冊封東亞各國君長為王，建立君臣關係，使之名義上獲得同中國內地封王爵者相似的地位，從而確立周鄰秩序的事實即為「冊封」。伴隨著冊封關係而形成的包括政治、朝貢、外交、宗教、文化等諸多層面在內的體制則為「冊封體制」。歷史上，以冊封體制為基礎，中國、朝鮮、日本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文明區域和歷史世界：東亞世界。
雖然朝鮮半島上的土著居民主要是集中在漢江以南的「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但半島上最早的政權卻不是三韓人建立的。在有關半島開國的諸多傳說中，「箕子朝鮮」的故事是流傳最為廣泛的一種。箕子本是商朝宗世，《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而半島史書《東國通鑑》認為：「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豈不信哉！」半島上的人民曾將箕子當作神祭祀。
新羅在唐朝的支持下統一半島後，對唐朝十分感恩戴德，很多典章制度、官僚制度、科舉制度都取法於唐朝。《新羅本紀》記載，元聖王四年春，「始定讀書三品以出身。讀《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為中，讀《曲禮》《孝經》者為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選人，至是改之。」以至儒學昌明，被譽為「君子之邦」。後來，隨著唐朝國力的衰弱，新羅也隨之衰落，半島再次陷入後三國並立的分裂局面，最終由後高麗將領王建結束分裂，實現統一，開啟高麗王朝時期。
高麗王朝（918-1392）又稱王氏高麗，其統治階段正值中國宋元時期，面臨著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勢力的侵擾，有時會奉他們為正統，但骨子裡還是認為自己的文化水準比這些「蠻族」高，「貴中國，賤夷狄」：「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尊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慎勿效焉！」雖然如此，外族的侵擾還是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就是在高麗王朝時期，在「箕子朝鮮」傳說之外，出現了「檀君朝鮮」的傳說，將檀君的出現追溯至中國的堯時期，定都本土的平壤，藉以喚起民族自覺。
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1392-1897）後，明太祖朱元璋冊封其為「朝鮮國王」。「朝鮮」二字取「國在東方，朝日鮮明」之意。李氏朝鮮五百多年，以繼承箕子正統自居：「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自稱「小中華」，不但以明朝皇帝年號紀年，國君尊明朝皇帝為君父，凡國王登基、選立世子等事，無不向明朝皇帝呈請冊封；而且在儒家事大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虔誠地效仿明代文化，在政治體制、科舉、律令、禮儀文化乃至衣著服色等方面無不模仿明朝：仿《大明會典》制定《經國大典》；仿明內閣設集賢殿；仿明六部設六曹；仿明國子監設春秋館；首都漢城的城郭宮闕亦仿明制。
可以說，李氏朝鮮仰奉中國如周時之天子，自視如周時之諸侯，不敢稍有僭越。朝鮮世祖李瑈（1455-1468在位）統治期間，臣子上書，認為建國悠久，文物隆盛，為了尊中國，雖不便別建年號，但建議國王生辰稱節日，似乎無妨，得到的答覆是，「御書曰：未可。」
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借道朝鮮入侵中國，李朝請求明朝的援助。當時的明朝因為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其實並不富裕，國內事務需要用錢之處，常常是捉襟見肘；但面對朝鮮的求助，萬曆皇帝自己出錢，援助朝鮮。明朝滅亡後，李朝通過建造「大報壇」、編撰《尊周彙編》、使用「大明崇禎後」紀年等方式，表達感激與忠心。清朝入關後，直至乾隆年間，朝鮮使臣認為滿人入關並沒有導致中國文化的滅絕，這才改變對清朝的態度，但每一個來華的朝鮮使臣，都肩負著搜集明朝文物的任務，甚至連崇禎皇帝的手書都被帶回半島去。1930年，國民黨元老張繼訪問日本占領下的朝鮮，發現朝鮮知識分子使用的還是「大明崇禎後」紀年。
在整個東亞文化圈中，朝鮮半島對漢文化的學習持續時間是最長的，一直持續到中國明清之際；而日本在盛唐時期狂熱模仿中國文化之後，隨著894年停派遣唐使，單純學習漢文化的熱情減退，並開始融「漢才」於「和魂」，逐漸孕育出日本的本民族文化。近代之後,面對西方列強，東亞文化圈裡面的各個國家在面臨傳統文化的現代蛻變時，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其造成的文化差異，於今日甚。
漢語書寫里的烏托邦
歷史上，雖然半島人民有自己相當完備的口頭歌唱與傳說體系，但知識分子們在書寫時，使用的卻是漢字，於是就出現了發音與書寫不一致的現象。從語言學上來講，韓語屬於膠著型語言，漢語屬於孤立型語言，差別很大，半島文人能夠克服各種困難，用漢語作為自己表情達意的工具，在漢字里寄託自己的仕途理想和人生情懷，確實是讓人驚異的事。
在隋朝以前，朝鮮半島已有人精通漢文學，但還只限於少數的特殊人物。唐朝初年，普通人的漢文學修養得到大幅度提高。當時，高麗、百濟、新羅三國相互角逐，新羅僻處半島東南隅，接受中國文化較晚，為實現其野心，唐貞觀以後，採取積極的親唐政策，經常與唐朝進行國書往來，漢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外交功能。統治者對漢語文章特別重視，將其提高到推動國家統一的層面：「我先王請兵於唐以平麗、濟者，雖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一面向唐室奏請文章、向中國民間搜求名著，一面不斷派遣學生赴唐留學，為數甚眾。唐代科舉取士及第者中就有不少新羅留學生，崔致遠、崔承佑、金雲卿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崔致遠（857-？）留唐十八年，是朝鮮漢文學最早的大家，擔任過淮南節度使高駢的幕僚。黃巢起義爆發後，高駢被任命為諸道兵馬都統，崔致遠為他寫了大量的公書文牒，其中《檄黃巢書》一文一度轟動唐朝文壇。高駢失勢後，崔致遠漸遭冷落，公元884年請求歸國，同年8月離開中國。顧雲在《送崔致遠西遊將還》中寫道：「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驚動中華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崔致遠的人生，某種程度上是半島古代文人「人生履歷」的標準模板，他與後來的李奎報和李齊賢被稱為半島文學史上的三大漢語詩人。
高麗王朝時期，設科舉以詩賦取士，蕭統的《文選》被列為學習文章的必讀書，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要進詩三篇、賦一篇，這些措施和鼓勵有力推動了漢文書寫文化的發展，文壇上出現了李奎報、李仁老、金丘、李齊賢、李崇仁、崔滋等傑出人才。李奎報「為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驁別駕，汪洋大肆，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12世紀初的《三國史記》和13世紀的《三國遺事》等半島本土歷史著作，都是用純漢字書寫的。
朝鮮王朝世宗李祹（1418-1450在位）時，因為漢字繁複，不便普通民眾學習，韓語裡的有些詞在替換成漢語時，很多細微的含義無法翻譯，造成表達的缺憾、意義的流失，於是命人創製諺文，卻遭到了文武士大夫的強烈反對：「我朝自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一遵華制，今當同文同軌之時，創作諺文，有駭視聽……自古九州之內，風土雖異，未有因方言而別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類，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傳》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歷代中國，皆以我國有箕子遺風，文物禮樂，比擬中華，今別作諺文，舍中國而自同於夷狄，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取螳螂之丸也，豈非文明之大累哉。」這些理由聽起來比較冠冕堂皇，但根本上還是和影響了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
儘管困難重重，世宗還是在宮中設立了諺文局,任命鄭麟趾、成三問、申叔舟等儒臣創製諺文。他們在研究半島語音的基礎上，參考中國韻書、漢字基本筆畫和其他語言字形結構，於1443年公布了包括28個字母在內的「訓民正音」(即諺文)，使半島真正擁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在半島歷史發展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甲午戰爭後，朝鮮留美學生俞吉浚開始以諺文和漢字混合使用撰寫《西遊見聞》；不久，《獨立新聞》《大韓民報》和《漢城月報》《家庭雜誌》等近代報紙雜誌，採用諺文和漢字混合的文體，諺文日漸取得重要地位；二戰後，諺文被普遍使用。
山神與老虎、侍童，1874。畫面背景中的桃樹，象徵著長壽，這幅畫表達的含義與半島「檀君朝鮮」的起源有某種同構性，事實上，早在高麗王朝時期就出現了「檀君朝鮮」的傳說，將朝鮮半島的創始者檀君追溯至中國的堯時期，藉以喚起民族自覺。
朝鮮半島學者的書櫃。隨著近代的到來，朝鮮半島和中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但關於她的古代歷史，卻留在了用漢語書寫的史書中，等待人們去重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