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平安時代之所以能夠成為日本歷史上標誌性的時代，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自大唐傳入的政治文化，在平安時代達到了傳播和融合的頂峰，為之後獨具日本特色的文化體系奠基下了無法撼動的基礎。如果將平安時代之前的奈良時代，作為日本文化「開疆拓土」的年代，那麼以平安京為都城所開啟的時代，便是文化「收成」的年代。正如筆者在文章中寫過的那樣，平安時代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是由「唐風」及「和風」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日本對大唐文明的學習並非原封不動的照搬，而是學習借鑑，這也就是為何日本文化同中國文化看似相同，在內涵方面實際上卻大相逕庭的原因。

然而，平安時代文化領域的大融合，同樣也體現在日本的宗教信仰方面。之前筆者曾說過，日本一生當中，都要經歷神道教、基督教及佛教的洗禮，但由於基督教在日本深根發芽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所以從歷史客觀的角度出發，佛教和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聯繫卻是最為密切的。

「神佛習合」最早發生在民間

無論是對日本歷史有所了解，亦或是喜好日漫的朋友，或許都曾見過日本各式各樣的神明崇拜現象吧？在日本的宗教信仰中，不僅神和妖的區分不明顯，就連神和佛之間也幾乎無差異可言。前者神妖不分的原因，是因為在日本本土神道教的教義中，曾有八百萬神明的傳說，基本上只要有人供奉，哪怕是妖，也可以擁有神社祠堂。而後者神佛無差的原因，則是受平安時代下「神佛習合」現象的影響。

所謂「神佛習合」，翻譯過來就是指日本神道教和之後傳入的佛教之間，互相學習融合，彼此互不排斥，從而形成一種較為折中的新型宗教信仰。而這一現象也就成了日本宗教的一大顯著特點。相比之下，我國古代曾不止一次的出現過道佛爭論的現象，雖然有過「三教合一」的觀點，但終究沒能成大氣候。但在日本不同，神道教同佛教的關係並非對立，列神諸佛之間「和諧相處」，完全沒有違和感。那麼，這種神佛習合的宗教現象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

經史學界的考證，佛教在西元九世紀之後，便已經在日本國內生根發芽，經由飛鳥時代的發展，直至白鳳時代到來，日本各地興建寺廟，傳播佛法的現象日趨興隆，尤其在當時的關東、東北地區，因朝廷推崇以佛教鎮護國家的政策，使得宗教同政治緊密相聯合，在短時間內便成為了一支足以同神道教相抗衡的強勢信仰力量。

但佛教並非日本的產物，所以在日本的一些佛教徒，在傳播佛法教義的過程中，意識到如果想要令佛教在日本立足，就必須向相對封閉保守的廣大鄉野地區滲透，而當時鄉野地區的百姓普遍以神道教為尊，因此為了能夠讓佛教「下行」，他們便意識到必須將兩種宗教相結合，而不是互相排斥。這也就是神佛習合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而早期神佛習合的特徵，就是先將日本神道教的諸神賦予人格，從原先高高在上的神祇，轉向與民共生，為佛教的融入創造宗教基礎。

日本與中國的「本地垂跡」說

說到這裡需要提一句，這種轉換其它宗教神祇特點的現象，即佛教傳播過程中的「本地垂跡」說。這一點，在我國古代佛教傳入中原之後，也有明顯的體現。比如在我國佛教大宗之一的禪宗，就曾有拾得、寒山為垂跡進入中原的傳說。因此，所謂「本地垂跡」說，本地指的就是佛或菩薩的正身，而垂跡就是指他們的化身。

而作為日本六大佛教宗派之一的真言宗（又稱密宗、密教），便有對本地垂跡說的明確記載。如日本真言宗信仰大日如來為法主，但寺廟中供奉的卻是「法身佛」，而並非大日如來像，至於兩側列坐的諸佛、菩薩、羅漢、明王等，都是大日如來的化身，並都具有一定的特徵和神職。

不過，日本的本地垂跡現象，同中國的還有所不同。正如上文中敘述的那樣，中國的本地垂跡，是指佛、菩薩以化身的形式降臨，但在日本神佛習合的觀點中，本地垂跡的現象變成了本地的神化身為佛，即主張作為「本地」的佛為救渡眾生而以神的姿態「垂跡」。

順帶提一句，在一些日漫作品中，除了神社，往往還會提到一種名為「神宮寺」的場所，根據史學考證，日本神佛習合的現象最早開始於民間，由地方上的一些僧侶，或是信仰佛教的豪紳，在原本神道教供奉的神社中，再度修建寺廟供奉佛法，但由於這種寺廟並非獨立的存在，所以也被稱之為「神宮寺」。一般而言，日本史學界習慣將神宮寺的出現，視為日本神佛習合的開端。

除此之外，日本神佛習合的現象，還包括將日本原有的神祇，再取一個佛號，即「垂跡」的表現。如八幡神是日本民間普遍信仰的一個傳統神祇，在神佛習合產生後，又被稱之為「八幡大菩薩」。

而除了將名稱改變之外，張掛的法相同樣也是以剃度的形象（又稱「權現」）出現。不僅如此，就連一些生前極負盛名的人，在死後也往往會擁有「神」和「佛」兩種身份。如日本著名的德川幕府締造者的德川家康，因其家族信仰凈土宗，在其去世後，經由天皇批准，特賜「東照大權現」，這裡的稱號為神號，而法相則為佛相。「神佛習合」下菅原道真信仰的重塑

而如果列舉日本神佛習合過程中的種種案例，其中最為經典的例子便莫過於有關重臣菅原道真去世後的故事。之前我們曾提到，日本攝關政治時期，掌控朝政大局的藤原氏，為了排擠政敵，曾於承和九年（即西元842年）因廢立太子之事，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變，而這場政變的結局，自然是以藤原氏的勝利而告終。但隨著藤原氏的權力不斷膨脹，為了對其進行制衡，將權力重新歸統天皇手中，宇多天皇便將這一重擔，安在了菅原道真的肩上。

順提一句，菅原道真不僅是當時朝廷的肱股大臣，同樣也是第十八批，即日本最後一批遣唐使（西元894年）的代表。但這一批遣唐使並沒有成功出使，其主要原因便是因為菅原道真向朝廷遞上的《請議停止派遣遣唐使狀》，就這樣，直至最終大唐帝國覆滅，日本遣唐使活動便終止在了菅原道真向朝廷奏事那一年，此後，日本在學術交流上，再無同中國有著類似緊密頻繁的往來。

不過，菅原道真儘管學識出眾（其生前為著名的詩人和學者，所以死後也被日本民間供奉為學問神，其地位類似於我國的孔子，日本學子考生參拜時的首要祈願神明），但在醍醐天皇登基後，卻受政敵排擠誣告，以蓄意協助齊世親王篡權為由，被剝奪中央權力，貶謫下野，以大宰權帥（實際上就是個虛職）的身份，趕至九州太宰府，其膝下的四名子女，也被相繼流放。

說到這裡，想必很多人都搞不懂為什麼要如此隆重的介紹菅原道真吧？其實，正是由於菅原道真生前積累下的聲望，才為他死後的「經歷」，即成為日本神佛習合過程中的典型案例，創造了前提條件。

西元903年，菅原道真於九州太宰府鬱鬱而終。但自菅原道真去世後，一系列的「靈異事件」也隨之發生。先是醍醐天皇的皇子相繼病逝，甚為離奇，因此朝野上下也逐漸有了關於菅原道真冤魂作祟的說法。為了平息菅原道真的怨念，朝廷不僅赦免了生前一切罪狀，甚至還進一步為其追封官位，並在九州太宰福為其修建了供奉用處的天滿宮（現仍存跡）。

但怨靈作祟的說法，並非日本神道教的傳說，而是隸屬於佛教的範疇。可天滿宮內行禮的儀式，卻是神道教典型的「二禮二拍手一禮」。

再回到菅原道真身上，除了醍醐天皇的皇子一一病逝，京都皇宮內的清涼殿在之後又被天雷擊中，死傷宮侍數人，震驚朝野。朝廷又擔心雷神為菅原道真的怨念所化，因此又在京都城內修建了北野天滿宮，用以祭祀火雷天神。

就這樣，由於京都城內發生的種種現象，菅原道真不僅被朝廷賜予神社寺廟，同樣也逐漸成為了全日本天神信仰的一個重要分支。

小結：

因此，菅原道真天神信仰的重塑，也被日本研究神佛習合的學者，視為日本宗教融合過程中，一大里程碑式的存在。而平安時代下的「神佛習合」現象，也成了那一時代典型的文化現象之一，與前文提到過的「唐風」及「和風」並存的現象一致。為之後鎌倉時代下的新型文化現象，開闢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