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外國之一，不僅是因為它是中國的鄰國，人文相近；還因為其和中國有相當複雜的歷史糾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日本原本是和中國類似的，閉塞而落後的封建國家，且更為弱小，有和中國一樣淪為歐美殖民地的風險，直到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鳳凰涅槃，一躍成為了列強，之後，中日兩國就朝著不同的道路上前進……
這個看法實際上只能說對了一半，日本的確是通過明治維新成為強國的；但另一半則不太對，因為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其實和中國並不類似，從發展程度來看，當時的日本實際上已經領先中國！
明治維新後，日本實行「文明開化」國策，社會飛速進步
那麼，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是什麼狀態呢？
明治維新前夕，日本屬於最後一個武士政權統治（日本由於國內地形複雜，沒有形成大一統王權，而是形成一種各地由地方豪傑（武士階級）分控，名義上歸屬幕府將軍管控的幕藩體制，象徵統一的天皇和朝廷則極度虛化），即德川幕府，統治中心在江戶，也就是後來的東京，這一時期，和中國的清王朝大體處於同一時期。
所以，江戶幕府某種程度可以理解為日本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既然是封建王朝，自然也有封建王朝的通病，所以運轉了200多年後就出了問題，最終在內憂外患之下被倒幕志士推翻了。不過，明治維新顯然不是一般程度的封建式的改朝換代，而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這種天地變色並不是坂本龍馬等幾個志士做做工作就能做到的，所以日本的江戶時代和中國的清朝不一樣，它已經形成了可以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土壤。
江戶時代的日本是什麼樣的呢？首先中國人有一個最大的誤解是：日本是小國！這實際是和中國對比所以顯得小，但實際上日本的體量是相當大的，根據統計，18世紀-19世紀的時期，日本的人口基本保持在3200萬左右，這個數量基本上已經超過歐洲諸國，這實際上也是後來外來殖民者無法完全控制日本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雖然江戶幕府是諸藩分封，但民族，文化等方面相當統一，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也是日本的底氣。
其次，就是日本的對外開放程度，雖然日本和其它亞洲封建國家一樣，實行了「鎖國令」，自1633年-1641年，幕府發布了五次「鎖國令」，鎖國制度完成，當時僅僅能和琉球、北海道原住民、中國和荷蘭進行貿易（在著名的長崎港，幕府直接負責荷蘭以及中國之間的貿易，此外對馬藩的宗氏與朝鮮、薩摩藩島津氏與琉球國、松前藩松前氏與蝦夷（北海道）可進行特定貿易，這就是當時的「四口」），其它三口作用有限，但長崎港的地位則很重要，這是幕府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長崎港的商船
長崎的地位有點類似清朝的廣州，但是幕府利用長崎港要充分地多，實際上幕府是有著名的「風說書」制度的，所謂「風說書」是日語詞彙，本義為謠言、傳言，但後來這個詞被異化，成為幕府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1641年日本完全鎖國後，幕府直接規定：來日通商的中、荷船隻，在長崎入港時必須向長崎地方官——長崎奉行提交有關海外世界情況的報告書，並設立專門機構風說定役專門負責收集、整理這些報告書。這種情報、信息的書面呈遞書，就是風說書。
風說書有專門機構負責收集整理和翻譯，長崎奉行還需要轉交幕府，風說書分三種：蘭風說書（荷蘭商人的世界見聞），唐風說書（中國商人關於中國的見聞），別段風說書（外國商人口述或摘譯外國報紙上的時事新聞），幕府對這些相當重視，對世界局勢始終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荷蘭風說書
這歸根結底在於，日本雖然出於維護封建體制的需要進行了閉關鎖國，但確沒有清朝統治者那樣的傲慢，日本人很早就認識到了大航海時代後西洋文明的先進之處，早期的南蠻貿易（西元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初期日本與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商人之間實行的貿易）日本人就引起了相當多的西洋先進技術，後來「蘭學」（江戶時代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簡稱洋學））很推崇。日本是島國，自古就有引入先進文化的傳統。
1862年，幕府派「千歲丸」號訪華，考察當時的中國社會
此外，還有最關鍵的一點：江戶時代日本的社會發展程度極高。這從兩個數據就能看出來，首先是識字率，日本的識字率當時的排名極為奇怪，是世界第一，而且遠超所謂的歐洲諸國，當時日本很多下層人都能通過書信來交流，讓許多西方商人和外交官驚訝不已；第二是城市化率，18世紀初，如果按照人口一萬人以上的城鎮算，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十分之一，當時清朝的數據估計只有7%左右。
這體現出什麼呢？農業時代，絕大多數社會生產者（即農民）基本上是不需要太多的文化知識的，當時需要知識的，只有公務員（官吏）、商人以及極少數知識分子等精英階層能學習文化；日本有如此高的識字率，實際上是因為，日本的社會需要這麼多的人才，也就是說，日本有著極為發達的工商業，只有工商業，才需要記帳，才需要複雜的規章制度。
日本的工商業有多發達呢？有一個可能讓中國人都不敢相信的例子：江戶曾經是世界第一大城市，根據統計，元祿六年（1731年），江戶城有市民55.3萬，加上武士即僕人，人口100萬以上，這個數據已經超過了中國的一些封建城市！除江戶外，大阪和京都人口超過36萬，金澤、名古屋等城市也有10萬多人，至17世紀末，日本已經有300多個大小城市。
18世紀後，日本工商業資本主義萌芽湧現，農村地帶普遍無視禁止土地買賣的規定，大量土豪購買貧農土地種植經濟作物，又僱傭破產農民當做人，1854年，日本全國僱傭10人以上的手工工場已經多達300多所，這些階級以及一些不得志的中下武士，實際就是推翻幕府的中堅力量。
江戶時代是日本最後的封建時代，一方面它有著封建制度的通病，看起來封閉，無能又腐朽，無論是其實行鎖國的鴕鳥政策；享保改革、天保改革、寬政改革三大改革均告失敗；還是在「黑船事件」初期面臨美國強大武力時的卑躬屈膝和驚慌失措，都反映出這個政權的不合時宜之處；但另一方面，日本社會的蓬勃生機卻也沒得到完全的壓制，工商業仍然在發展，「寺子屋」等民間基礎教育極為發達，而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市民階級形成，元祿盛世時期的浮世繪、蕉風徘諧、浮世草子（大眾小說）等也不斷出現，顯示出新時代到來的前奏，而這種風氣，在被封建勢力嚴密控制的清代是很難見到的。
所以說，20世紀，中日兩國不同的命運，即使上早在200年前，就已經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