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之三十：宗教改革時代的背景2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商人們現在卻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他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握有巨大的金錢和強大的政權。在城市中，城市貴族控制一切，他們精心選擇如何用金錢換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們把子女送去經商或上學，後者直接進入教會和政府的核心部門，成為一代新貴。商人們和君主、貴族合作，開始在等級會議或政府內閣中有了發言權。商人們可以用金錢換得貴族的稱號，可以用金錢購得土地，可以任意控制物價，可以用高利貸不顧道義地剝削平民百姓。商人的行為遭到貴族世家的不齒和廣大農民的痛恨，但大家對他們又無可奈何。貴族要向商人們借貸，農民們的生計在某種程度上正受著商人的控制。一種新的對立關係正在形成。
這一時期，基督教和教會起了明顯的變化，具體表現在羅馬教廷的危機、福音運動和《聖經》主義、僧侶的宗教改革和農民、市民、貴族、國王的宗教改革。一是神學方面的問題：如什麼是基督教的新基礎，教會的權威如何回歸" 純粹的上帝之言"。二是教會的組織問題：物質的、世俗化了的教會如何向精神的、不可見的教會過渡。國王、諸侯、城市和鄉村也有實現教會國家化、地區化、社區化的企圖，希望把教會掌握在自己手裡。宗教改革家企圖把教會的世俗成份還給世俗的政治權威，希望宗教能脫離世俗權力，找到與新時代的社會體制共存在的新基礎。
這一時期文化上的成就是十分令人注目的，人們獲得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思想。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都對社會文明建設做出貢獻，可以歸結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個方面。人文主義思想不僅在義大利地區促進了文化、藝術和科學方面的發展，更在中歐和瑞士同加爾文、慈溫利派的宗教改革有所交叉，成為社會改革的推動力。從伊拉斯謨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教育救國的計劃到慈溫利、加爾文和閔採爾等人的宗教改革之間存在著一種直接聯繫，但奧古斯丁派修道院出身的僧侶路德又另當別論。路德視自己的理論為" 精神性" 的，批判農民企圖把他的理論"物慾化"。農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基督教理論，把神學解釋為眾人平等，認為神法可促進公共利益、基督教兄弟之愛。
農民基督教無疑是一種新的信仰，通過用神之法取代古之法，農民找到一種強化社區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理論基礎。人文主義同宗教改革之間的複雜聯繫，宗教改革和社會改革之間的實在的、非神秘的聯繫，都證明這一時代人們在文化上、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樹。
15、16世紀活字印刷在歐洲各地流行，出現了廉價書籍。印刷術在中國公元5 世紀就已發明，而西歐習慣於雕版印刷，所以成本很高。在15世紀時，一個金匠約翰.古登堡首次在西歐採用活字印刷。活字印刷代替雕版印刷，它可以連續使用，成本很低，弗蘭西斯.培根說這是三大偉大發明之一，它們(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 改變了世界各國處境"。印刷在教育、宣傳和掃除文盲中起重要作用。活字印刷在歐洲產生了重大影響，使西歐同傳統的農業社會告別。印刷的作用是傳播知識和新的概念，這樣就抵制了中世紀時代的封閉和孤陋寡聞。這種新技術使得書籍印數劇增，過去印一本《聖經》需要10-15 年的抄寫時間。歷史學家指出，在採用活字印刷以後的50年中，印刷的圖書量等於歐洲過去幾千年所有的圖書總量。從書籍的內容看，在1589年巴黎出版的169 本書中，有32％是文學作品，29％是宗教，16％是歷史，13％是藝術和科學。在1645年出版的456 本書中，38％是宗教，24％是文學，18％是歷史，7 ％是科學。這兩項加在一起，有1/3 的書是關於宗教方面的。書籍每版的印數，一般是1250-1500 本，而且主要是用拉丁文寫的，不過民族語言也在發展。1564到1600年，法蘭克福圖書市場共有15000 本德國出版的書籍，其中有1/3 是德文寫的。在1601-1605 年的1334本書中，有813 本是拉丁文寫的，有422 本是德文寫的。
這個時期，教育事業發展很快。通過學校教育和教科書來傳播的文化，已經占據了支配地位，並且得到普及，而不再是少數人所掌握的技能。教育在西歐向近代社會過渡中的作用，是無可置疑的。各個國家、各個諸侯領地和農民戰爭的綱領中，都把教育看作是發展國家力量的重要環節。這種對教育的重視，與中世紀人們視教育為一種貴族修養的做法完全不同。這不僅是由於人們認識到一個近代社會離不開科學、技術，還因為如果教育不進行發展，近代的政府、工商業就無法啟動。
中世紀雖然也提倡識字，但只是進行宗教服務的一種資格。近代前期，識字成為一種文化需要。許多中世紀的君主和僧侶都是文盲，他們不是無知，因為有人給他們閱讀。這時期識字成為普遍。1483年約克的大主教說：" 年輕人必須學習技術和其他關於實際事務的知識。" 教會一般控制了教育。隨著教育的發展，人口中的識字率提高了。1642年，一份1265人抗議英國薩里郡政府的文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簽了名。在16世紀法國的納博訥，資產階級中的識字人達到90％，在城市手工工匠中識字人數達到65％，在農村人口中達到10-30 ％。倫敦在1640年的識字率為78％，在農村為38％。在德國識字率很低，只占人口的5 ％。1533年，托馬斯.莫爾說3/5 的英國人可以讀英文。15、16世紀是大學興起之時。在德國有迪靈根(1554年)、耶拿(1558年)、亨普斯特德(1569年)、維爾茨堡(1582年)赫波倫(1584年)、格拉茨(1586年)等大學；荷蘭有萊頓(1575年)、弗蘭克(1585年)、格羅寧根(1614年)、哈德維克(1600年)和烏得勒支(1636年)等大學；在英國有愛丁堡大學(1583年)、新教學院阿伯丁(1593年)。老的大學也在擴張，劍橋大學的學生從1564年的1267人增加到1622年的2050人。
這一時期，社會革命連綿不斷。革命首先起於下層民眾，德國農民戰爭可以看成是普通人從改革走向革命的轉折點。既然自己的要求無法在改革模式中實現，那麼大規模的革命就是可能的、必然的。這些運動體現了人民的力量，即知識分子、改革者、市民和農民的力量。德國農民戰爭中，人民起來反對封建主義，農民的政治意識有所加強。這說明社會雖在發展中，但社會又在劇烈的衝突中。改革和革命的聯繫，要求我們既要重視這些方向互不一致的社會力量，又要作綜合性的考察，這樣才能理解這個時期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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