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外國語文研究
作者簡介
王岫廬，博士，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翻譯研究和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
內容摘要：贊助人的作用是翻譯文化學派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本文借鑑福柯的權力觀， 梳理並重新思考勒菲弗爾對贊助人的理解和定位，將對翻譯贊助人的理解從「 操控」 轉向「 權力 」，並從這一視角考察趙元任在中國科學社時期（1915-1918）的翻譯活動，重點分析譯者與中國科學社及《科學》月刊之間的權力關係及其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贊助力量對翻譯的影響，並進一步從引發閱讀樂趣、普及科學知識和建構科學話語三個層面，思考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活動的社會影響。
關鍵詞：贊助人；權力；操控
作為文學及藝術史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 贊助人 」（patronage）是多個研究領域都相當關注的話題。受勒菲弗爾操縱及改寫理論的影響，翻譯學界對於 「 贊助人 」 的理解大多強調其對翻譯活動的規約與操控。本文梳理勒菲弗爾關於「 贊助人 」 這一概念的相關論述，借鑑福柯的權力觀重新思考勒菲弗爾關於贊助人的理解和定位， 提出應該將以往對贊助人 「 操控 」 功能的單一理解拓展為權力的博弈，並從這一視角考察趙元任在中國科學社時期（1915-1918）的翻譯活動，重點分析譯者與中國科學社及《科學》月刊之間的權力關係，及其相互關聯而形成的贊助力量對翻譯的影響。
贊助人：一個權力的視角
在翻譯研究中，有關「 贊助人」 的討論一般和勒菲弗爾的文化操控論聯繫在一起。1981 年，勒菲弗爾首次使用了贊助人（patronage）這一表述，但當時並未具體闡釋其意涵，指出作家或翻譯家並非必然受其制約（Lefevere, 「Translated literature」 75）。次年，勒菲弗爾系統解釋了 「 贊助人 」 這一概念。首先，贊助人是對文學系統發揮規約性作用的實體（a regulatory body)，可以是個人、團體、或是機構；其次，贊助人包括意識形態因素、經濟因素、地位因素，分別保證文學與社會中其他系統步調一致、作家的生 計、作家的社會地位。若此三種因素統一於某個贊助人身上，就是非差異化的贊助人；否則，就是差異化的贊助人（Lefevere, 「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 5-6）。1992 年， 勒菲弗爾在《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一書中完整呈現了翻譯研究操控學派的 綱領，並專門用第二章詳細論述了「 贊助人 」 在文學系統中的作用。他將「 贊助人 」 解釋為：「 那些可以推進或是阻礙文學閱讀、寫作和改寫的權力 」（powers that can further or hinder the reading, writing and rewriting of literature）（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15）。勒菲弗爾引用福柯的觀點，強調這裡所說的 「 權力 」，並非簡單的壓制，並非只是一種 「 說不的力量 」，而是會 「 貫穿於事物， 產生事物，引發樂趣，生成知識，引起話語 」（it traverses and produces things, it induces pleasure, forms know1edge, produces discourse）（轉引自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15）。從上述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勒菲弗爾改變了對贊助人的性質的定位：從 1982 年的 「 歸約性實體 」（regulatory body）到 1992 年的 「 權力 」（power），這一轉變，意味深長。
目前翻譯研究大多從 「 操控」 的角度出發，對照意識形態、經濟、地位這三個因素 , 尋找相關的贊助人對號入座，分析不同贊助人對翻譯過程的影響。這樣的做法，其實從根本上來說，依然把贊助人看作一種 「 歸約性實體 」。事實上，「 規約性實體 」 的操控只是表徵和現象，如果要追問這些歸約之下的根源、操控背後的動因，就避免不了從「 權力」 的角度來看問題。傳統的觀點傾向於將權力和壓制、暴力相關聯，尤其指的是少數人凌駕於多數人之上的權力。福柯對這種消極的、狹隘的，過於簡化的權力觀始終保持相當警覺，他認為應該視權力為滲透於整個社會肌體的生產性網絡，而不是將它看作一個僅僅行使壓制職能的消極機構（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96）。勒菲弗爾在討論「 贊助人」 時所引的話，就是福柯針對壓制的權力觀的表述。在這裡，我們無意展開對福柯權力觀的細緻討論，暫借福柯的話，從正反兩面對權力這一概念予以簡單勾畫：權力不是一個機構（institution），不是一種結構（structure），它也不是我們被賦予的特定力量（strength）。權力是 「 大家在特定社會中給予一個複雜的戰略處境的名稱 」（It is the name we attribute to a complex strategical situation in a particular society）（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93）。
福柯的這一表述中，有幾個關鍵詞值得注意：（1）「 既定社會 」 表明權力會隨著社會背景和細節發生變化，是一個歷史性、生成性的概念；（2）「 複雜的戰略處境 」 表明福柯所說的權力是一種情境，是相對於個體而言的外在環境，而每一相關個體又都參與了這一複雜環境的建構。（3）「 名稱」 是福柯對權力性質的判定。這也就是說， 福柯所說的權力，絕不僅僅是政治學的概念，不僅僅是某個特定製度或者機構，也不僅僅是一種支配、壓制、控制的方式，換言之，也不只是 「 歸約性實體 」，而是對事物（間）某種複雜的、策略性關係的指稱方式。
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就嘗試採用福柯式權力的視角，從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活 動（1915-1918）中的贊助人入手，分析構成贊助的各種元素之間的合作、衝突、博弈、並進一步探究這一權力關係的運作帶來的樂趣、話語和知識。
趙元任、中國科學社、《科學》
趙元任留學美國期間，創辦科學社團、編輯科學雜誌，在譯介傳播科學知識方面 的貢獻，值得稱道。目前，學界從科學史的角度，初步整理了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的 內容，關於其翻譯活動背後的社會影響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從目前的史料可以看出， 趙元任科學譯介活動背後，有多種力量的推進（或阻礙），而這些力量本身，由複雜 的異質性元素構成，不可簡單貼上意識形態、經濟、地位等標籤。
從大背景來看，趙元任的留學經歷，是其科學譯介活動得以開展的前提。1910 年， 趙元任隨第二批庚款留美生來到美國。有關 「 庚子賠款 」 的複雜歷史背景，本文在此不再贅述，但有一點顯而易見：這一主要以經濟贊助的形式開展的活動，亦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訴求。當時，在 「 科學救國 」 思潮的影響和清政府的政策傾斜下，大多數留美學生選擇了學習自然科學。身處科技發達的美國，這些學生從切實體會中認識到 「 當時歐美各國實力的強大，都是應用科學發明的結果，而且科學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國家的學術、思想、行為方面，都起著指導性的作用 」，並進一步達成 「 假如沒有科學，幾乎無以立國」 的共識（任鴻雋 1）。針對當時中國對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了解甚少、國內的科學土壤相當貧瘠的情況，這群留學生自發組織學會，刊行雜誌，撰寫並翻譯文章，將近代西方科技成果介紹給中國，也為致力於中國科學發展的人們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理論和信息。
從更具體的層面來說，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活動，離不開中國科學社及《科學》月刊的贊助。《科學》月刊第一至四卷（1915-1918），是趙元任早期科學作品發表的重要基地。當時，趙元任興趣廣泛，學兼文理，在康奈爾大學修讀過數學、物理、哲學、心理、音樂及作曲，他為《科學》撰寫或翻譯的稿件中，既包括天文、物理、化學、地理等不同自然科學的文章 , 也有不少音樂、語言學等人文科學的作品以及學跨文理的論文。《科學》1-4 卷上，趙元任共發表科學譯介文字 42 篇，其中翻譯六篇。但如果據此聲稱，中國科學社及《科學》月刊就是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的贊助人，未免過於 簡化了這一翻譯活動的複雜處境。在此，有必要將趙元任與科學社及《科學》月刊淵 源的來龍去脈給出一個大致回顧。
·1914 年 4 月，趙元任與胡達（胡明復）、周仁、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楊杏佛）、任鴻雋等中國留學生在康奈爾大學聚會，議定成立科學社， 募集資金，發行月刊，定名《科學》並草擬 《科學月刊緣起》（章元善，41；夏安，68）。
·1914 年 6 月 10 日，科學社（Science Society）在美國紐約州綺色佳小鎮成立， 取股份公司形式 , 頒布《科學社招股章程》，決定發起《科學》（Science）月刊， 以股金作為發刊資本，把《科學》作為一種實業來經營。
·1914 年 8 月 11 日，科學社召開股東會議，選舉趙元任、任鴻雋、胡明復、秉志、周仁五人組成董事會，由任鴻雋任會長，趙元任為秘書（書記），秉志為會計。
·1915 年 1 月《科學》創刊號出版。趙元任的文章是《心理學與物質科學之區別》（刊登於封面本期要目之首條）和音樂作品《和平進行曲》。
·1915 年 4 月，《科學》前三期虧損，入不敷出，科學社董事會提議將科學社由股份公司改組為學會。
·1915 年間，趙元任認股兩份，繳納股金 20 元（8 月 9 日 6 元，26 日 2 元，9 月2 日 12 元）。
·1915 年 8 月 28 日趙元任寫信給美國科學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寄去已經出版的兩期《科學》。9 月 10 日收到愛迪生回信，稱《科學》的創辦為 「 當代最驚人的奇蹟之一 —— 偉大中華民族在覺醒 」。
·1915 年 10 月 25 日，《中國科學社總章》通過，「 科學社」 更名為「 中國科學社」， 正式改組為純學術性社團。根據相關規定，趙元任將已付股金中之美金 5 元轉為入社金，余金 15 元轉為特別捐。
·1916 年趙元任、胡明復、楊銓等人轉至哈佛大學，董事會遷至哈佛大學。
·1916 年 2 月，《科學》發行兩周年，趙元任、任鴻雋、胡明復、秉志、周仁聯名發出《致留美同學書》，誠邀留美生熱情參與中國科學社：惠然肯來，共襄盛業， 則豈特本社之幸，其中國學界前途實嘉賴之。
·1917 年 3 月，中國科學社正式在中華民國教育部立案，成為中華民國法定的科學團體。
· 1918 年秋天，任鴻雋、楊銓等人學成回國，中國科學社和《科學》編輯部遷回國內，美國方面的編輯事務交給了趙元任，因此趙元任擔任副編輯長職位。
·趙元任是《科學》創辦早期的主要撰稿人。他在《科學》前四卷上發表的科學小品與譯作共 33 篇，其中譯作六篇。
通過以上對趙元任和科學社及《科學》月刊淵源的大致回顧，可以看出一個特別的現象：譯者兼有部分翻譯贊助人身份。科學社成立初期，就要求社員 「 皆負撰文、輸金之責 」。趙元任一方面從事創作、翻譯，為《科學》供稿，同時參與譯名審定，期刊編輯、宣傳工作；另一方面繳納年金和捐助金，與其他社員一同保障月刊出版和學社運營。在這一翻譯情境中，贊助人和譯者之間的關係絕非單向的影響或操控，而是互相建構，共同產生了翻譯贊助行為的 「 戰略處境 」。
作為「戰略處境」的翻譯贊助
按照勒菲弗爾的看法，贊助人是影響文學活動（包括翻譯）的重要因素之一，通過控制作品的意識形態、出版、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對翻譯走向、譯者的地位、乃至文化場域的變遷產生影響。有學者指出，這一觀點過於側重贊助人對譯者的施予和制約，忽視了受助人也讓贊助者獲得了相應的文學聲譽、社會地位或對文化的宰制， 因此贊助其實是一種雙向互惠的 「 資源交換 」（exchange of resources）（盧志宏 21）。這一觀察改變了以往將贊助人和譯者認定為單向制約關係的局限，但贊助人和譯者之間的權力運作機制，可能比 「 資源交換 」 還要複雜微妙。
在上文對趙元任早年科學譯介活動背景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譯者本人也可能同時兼有部分翻譯贊助人身份。這種情況下，單純從誰出資、誰出力，誰施惠、誰受惠的角度去討論贊助，是不充分的。更有效的做法應該從一開始就放棄將贊助人認定為一種 「 實體 」 的想法，而借用福柯的權力觀，將「 贊助人 」 這一概念解讀成一種具有匿名性（anonymity）和彌散性（diffusivity）的力量關係的集合。福柯將權力關係看作是一種複雜的 「 戰略處境 」，即 「 五花八門約束行動的關係 」（myriad relations of constraint on action）在特定情形下的運作方式 (Foucault, 「Writing the self」 94)。權力存在於這些關係的動態之中，通過這些複雜的網絡運作，流經社會團體中所有關係的毛細血管。換句話說，權力關係並不處於其他關係之外，它包含並構成社會關係的結構本身。翻譯也是由多種力量相互關聯而構成的動態網絡，翻譯贊助的實施並非完全受制於某個個人、組織或實體，而通過網絡中的特定事件或行動浮現。贊助人和譯者均身處這一網絡的不同節點，他們之間的動態而複雜的 「 戰略處境 」 構成了翻譯贊助的實際存在形式。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暫且將討論集中於中國科學社和《科學》：它們為趙元任 早期科學譯介活動提供了最重要、最直接的贊助。趙元任是科學社及《科學》的發起 者和構想者，同時也是其參與人和受惠人。趙元任為《科學》月刊編撰付出熱忱努力，在名詞審定、籌辦年會、參與國際交流、籌措經費等方面，對中國科學社貢獻良多（馮琳 8）。當然，中國科學社及其刊行的《科學》的運作，絕非任何人一力承擔。中國科學社從最初 9 位發起人，1914 年底發展到 35 人，1915 年 77 人，1916 年 180 人，1917年 279 人，1918 年 363 人，社員人數基本一直保持增長態勢，不少成員都和趙元任一樣，集編輯、作者、社員三種身份於一身，關心中國科學社社務發展，為科學社籌金， 也為《科學》撰稿、翻譯。如果沒有眾多社員的人力支持及資金後盾，學社活動和《科學》刊行就難以保障，而這一系列的科學譯介活動亦無從談起了。
如果說中國科學社及其刊行的《科學》為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活動提供了直接的贊助，那麼顯然，這一贊助人絕非傳統意義上同質性、集中性、總體性的威權實體， 而是一個相互交錯的複雜網絡。這個贊助人，其自身發展又是一個吸收各種贊助（包括譯者的贊助）的過程，牽涉到各種力量的相互勾連，權力並不確定存在任何固定的位置，而是在各種力量之間流動。科學社成立伊始，秉持 「 科學救國 」「 提倡實業 」 的宗旨，一度曾以股份實業方式運作，但將權力錨定於經濟因素的想法，很快遭到失敗。中國科學社以學社名義重組，雖未完全解決經費困窘的問題，但以純學術社團之定位， 其提倡科學的訴求反而吸引更多國內外關注，其中不乏政商學界名流，社團因此得到更多資金與影響力的社會贊助。中國科學社逐漸發展，《科學》月刊與其一路相行， 互為依存，為當時的科學譯介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發表和傳播平台。
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活動中，譯者在承擔文本選擇和翻譯的同時，也參與科學社的日常運作以及《科學》的編輯和宣傳，從經濟上、意識形態上、社會影響等層面， 為翻譯活動的順利開展提供了直接的助力。換言之，譯者也兼有部分贊助人的身份， 但該贊助人本身的運作，又需要更大的社會場域中更多力量的贊助。這一「 戰略處境 」 的贊助機制可簡單圖示如下：
趙元任、《科學》月刊、中國科學社及其他社會贊助力量，各層級和跨層級之間的權力關係，既非單向操控，也非雙向交換，而是以意識形態、經濟、地位、影響力等多種形態的方式展開的資源交換，權力始終在運轉與博弈，至始至終不曾固定於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的身上，各種此消彼長的 「 力 」 相互勾連，它們之間形成的權力關係 「 貫穿於 」（traverse）整個翻譯情境，生產（produce）了特定的翻譯文本。
樂趣、知識、話語
翻譯贊助人的權力，不僅體現在對翻譯進程的促動，更可以從翻譯成品的社會影響中看出來。用福柯的話說，權力最終指向，要 「 引發樂趣，生成知識，引起話語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61）。福柯所說的樂趣，主要指身體的快感。趙元任科學譯介引發讀者了解新知的樂趣，從某種角度上看，和福柯強調的個體在突破傳 統的創造活動中，獲得自身不斷更新的愉悅，有一定程度的對應。但是總體而言，本 文這裡對閱讀 「 樂趣 」 的討論，更多的是在日常意義上，而非從福柯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詞。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作品，原文大多來自教材或科普期刊，兼備趣味性和知 識性。在 「 譯者識 」 中，譯者明確表示翻譯是為了顯示科學文章也可以 「 饒有興趣 」， 希望 「 有謂科學事業往往平淡寡味生氣索然者」，讀完譯文會改變對科學望而生畏的態度（趙元任 75）。這樣照顧讀者興趣的做法，符合其贊助人《科學》對受眾的強調：「 吾國科學程度方在萌芽，亦不敢過求高深，致解人難索。每一題目皆源本卑近，詳細解釋，使讀者由淺入深，漸得科學上智識，而既具高等專門以上智識者，亦得取材他山， 以資參考。」 從這裡看出，《科學》對西學的譯介，照顧不同層次的讀者的閱讀趣味， 不奢求國人對科學精神一蹴而就的領悟，但強調釐清各種科學話題的來龍去脈。這種 腳踏實地的科普活動，目的不僅在於傳播具體的科學 「 知識」，更在於樹立現代科學 「 智識 」。從 「 知 」 到 「 智 」 的推進，對應了中國近代科學觀由 「 技 」 進於 「 道 」 的轉變， 也體現出從傳播科學知識到建構科學話語的推進。
曾有學者指出，「 五四科學思潮的歷史意義，並不在於提供了多少具體的實證科學知識 , 而在於通過科學精神升華而提供了一種新的運思方式 」（楊國榮 13）。誠然，科學精神是人文思想啟蒙的重要理論資源，將科學看作一種「 運思方式 」，強調科學的外在價值與社會功能，在五四時期無疑有充分的歷史緣由，但如果脫離了 「 具體的實證科學知識 」，「 科學精神 」 的升華和 「 運思方式 」 的變革也會變成空中樓閣。因此，自然科學原理和現象的相關知識，對於科學權威之確立、科學作為一種話語體系之構建， 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科學》月刊從創刊開始就明確看到這一點，《例言》即強調 「 本雜誌專述科學，歸以效實。玄談雖佳不錄，而科學原理之作必取，工械之小亦載 」（社員 1）。
趙元任的翻譯活動正是從這兩方面開展的。從小的方面看，有對具體細緻的科學現象描述或原理闡述，如對特定電學實驗的描述、對物理概念及相關原理的介紹、對物理學發展歷史的回顧等。這些「 就科學論科學」 的科普小文章，恰是科學理性精神和實證方法的具體展現，也從一個必要的層面彰顯了科學本身的內在價值。從宏觀的層 面，趙元任的譯介也有對科學觀的闡述。趙元任在《科學》（第一卷第一號）上發表 的第一篇文章是《心理學與物質科學之區別》。這篇不是譯作，但可被視為譯介或綜述。該文從學理層面釐清了物質科學和心理學之間的區別，對西方科學的發展給出了系統 化解釋，同時針對習慣經驗式思維的中國讀者，緊扣人的體驗和科學之間的關係說明 問題，為中國讀者放下疑慮、接受西方現代科學知識掃除了心理障礙。緊接著在《科學》（第一卷第二號）上刊登的趙元任譯作《科學與經歷》，進一步把科學與經驗相對照， 指出 「 科學自人生經曆始 」、「 各科學皆研究經歷界事物之全體 」，把科學與現實結合起來，將科學具體化。同時，他又強調科學需要將日常智識系統化，科學研究需要「 依天然界之指點，施特意之研究而遍驗經歷界之全體然而成 」（趙元任 9-11）。可以看出， 趙元任界定 「 科學 」 的視角、對心理學在科學發展中的地位之認定、對日常經驗和科學研究關係的闡明，是針對中國讀者某些文化固見而有意為之的。但這種 「 有意 」，始終以科學本身為旨歸。
趙元任的翻譯活動——無論是從小的方面細述某個科學現象或工具，還是從大的方面系統介紹科學這一學科——都保持著清醒的學理態度，沒有賦予科學超出其自身範圍以外的啟蒙與政治命題。這和《科學》發刊詞中表明非政治取向（「 專以闡發科學精義及其效用為主，而一切政治玄談之作勿得闌入焉 」）是一致的（任鴻雋 4-5）。總體上看，其科學譯介活動在照顧讀者興趣，普及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初步呈現了自然科學話語重系統、重實證、重理性精神的特點（王岫廬 112）。
結語
關於 「 贊助人 」 的研究，是翻譯外部研究中的重要話題，也是一個看似老生常談的話題。目前大多數研究依然傾向於將贊助人的角色歸結為意識形態操控、經濟操控、或地位操控，強調贊助人操控了翻譯選擇的決定。的確，翻譯生產過程是一個選擇的過程（許鈞 62），從選材、出版、流通、接受、到翻譯策略的決定，每一個決定背後都會有複雜的權力博弈與制衡。關於翻譯贊助力量的深入研究，不應該只是一種簡化的 「 操控 」 論，更應該包含一種對翻譯過程的權力系譜學考究。
本文對於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活動的歷史考察，發現翻譯中的 「 贊助人 」 不能被簡單地錨定為某個具體的人、群體或機構，因此研究者不應該簡單地將 「 贊助人 」 視為訴諸客觀的本體論基礎上的「 規約性實體 」，而更應該將這一概念理解為建立在訴諸主觀的認識論基礎上的「 戰略處境」。從 「 庚子賠款」 的直接經濟資助，到「 科學救國」 的意識形態宣傳；從認股辦刊的科學社同仁，到給予《科學》月刊各種形式支持的中外名流；都為趙元任的科學譯介活動提供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贊助，並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對其翻譯活動行使歸約或操控。趙元任、《科學》月刊、中國科學社及其他社會贊助力量，各層級和跨層級之間的權力關係，既非單向操控，也非雙向交換，而是以意識形態、經濟、地位、影響力等多種形態的方式展開的資源交換，權力始終 在運轉與博弈，至始至終不曾固定於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的身上，這一個多層面、多 形態、流動的權力關係場域，構成了 「 貫穿 」（traverse）趙元任早期科學譯介活動的贊助力量，催生了（produce）科學文本的譯介，在閱讀的層面為讀者帶來了解新知的樂趣， 在社會影響方面，或多或少參與了現代中國科學知識和話語建構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