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柏田的最新長篇小說《我的曾外祖母》推出，小說從明城歷史上的一樁迷案出發，重返1937年開始的抗日戰爭的歷史現場，由此揭開了一位小鎮女性——「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兒平凡又傳奇的一生。
小說在書寫風起雲湧的歷史進程的同時，聚焦組織外圍渴望投身革命的普通知識女性的抉擇和命運，以豐富的細節和生動的描寫再現了歷史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同時描寫了一群性格各異但信念堅定的革命同志，他們的人生軌跡被時代改寫，因革命鬥爭而相互交織，歷史洪流之下，夢想與愛的燃燒和降落。
作品選讀
壹
我保存著一個叫金萱的女人的三張照片。前兩張是抗戰時期在大後方拍的，那時她還是個少婦，穿著半袖的旗袍，掛著珠玉耳墜，手指上戴著綠寶石戒指，放到今天看也是個大美人。第三張是彩色照片，那時她已經老了。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和醫生丈夫的合影，拍攝地點是上海黃浦路住處的客廳。照片中，窗玻璃貼著大紅的倒「福」字，桌上堆放著果籃和禮品，當時應該是春節前，市區領導上門慰問，隨行的工作人員拍下了這張照片。他們的笑容都很拘謹。醫生的大半個身子陷在一把陳舊的皮質沙發里，膝上蓋著一條薄床單。他的妻子坐在一把藤椅里，雖然年近七十，眉眼依然清爽，最醒目的，是她胸前交叉圍著的一條大紅圍巾。
醫生的腿疾，是下放江西那幾年落下的。醫生是廣東人，姓馮，字櫻橋，自小聰明異常，考到東吳大學，學的西洋文學。他後來生了場重病，病中自學中醫脈理，居然考進上海中國醫學院，畢業出來到同濟醫院做了一名醫生。人一有才，難免心高氣傲，平時說話不加檢點，自恃醫術精湛，看不起醫術不高的領導，運動一來，群眾檢舉揭發，按投票數多少劃右派分子，他「有幸」戴上高帽，被下放江西萍鄉，去一個煤礦醫院打雜。待了幾年，那地方濕氣重，腿壞了，他想回上海，糧油、戶口卻怎麼也回遷不過來。後來政策鬆動，他就打病假賴在上海不走了。原醫院是回不去了，先在居委會衛生所坐堂，後來托關係進了一家地段醫院當輪值醫生。市、區兩級領導趕在春節前探望醫生一家，是為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是通知他，年後可以去同濟醫院正式上班了，糧油和戶口也可以一併轉過來；二是他的妻子，著名畫家金萱申請多年的文史館員的名額也批下來了。
兩件好事湊一起，醫生高興得就像在做夢一般。領導一走，醫生就吩咐妻子鋪紙磨墨，說要填詞。醫生文才好，又能唱幾句，他填的曲牌連妻子都是佩服的。他又讓妻子趕緊買些好吃的來，通知兒子和女兒來家裡，權當過年分歲。這對兒女是雙胞胎兄妹，兒子叫金中國，女兒叫金宇宙，是金萱和前夫所生，不隨他的姓。他們成年後搬出去住，嘴巴很重，從不開口叫他爸的，這天聽到喜訊，也都來了，兒子還破天荒地拎來兩瓶紹興加飯酒。醫生很興奮，晚餐多喝了兩杯，餐後女兒攙著去弄堂天井散步，滑了一跤。醫生嘴上說沒事沒事，卻不站起來。他對聞聲趕來的妻子說，嘸告事體，額頭讓蜜蜂蜇了一下。金萱急得眼淚都下來了，你看看你！說話都大舌頭了還說沒事！趕緊上醫院吧。
其實是頭頸一根血管爆裂了。醫生患心血管毛病已有幾年了，不算太嚴重，平常他都自己調理，吃降壓藥，喝自己調製的據說能軟化血管的沙棘原漿，這一日也是人逢喜事，忘了吃藥，又多吃了幾杯酒，引發腦溢血。連夜送醫院，卻被告知，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二，醫院停診三日，到年初三住進醫院，已經是不行了。
馮醫生樂極生悲，撒手去了，弄堂里隔壁鄰舍都說是天數。本來馮醫生否極泰來，重回大醫院做醫生，往後不知有多少好日子等著他，哪料想吃幾杯黃酒就吃出個腦溢血，可見人的命都是上天安排好的。那一對雙胞胎，一個埋怨對方不該帶酒來，一個埋怨對方照看不周，吵了一架後就不往來了。金萱晚年身體不好，帶病延年，都是住在女兒家裡，由女兒一家「當值」。她老家那邊，「當值」就是照顧、服侍的意思。1989年，金萱去世，死前留有遺囑，把黃浦路的房子留給女兒，金中國提出遺囑未經公證，要對半分，兄妹倆還打了一場官司。最後，房子產權仍歸女兒金宇宙，但她要付給金中國一筆不小的補償款。這一下兄妹倆徹底撕破臉，連帶著下一輩也不大走動了。
貳
說起來這幾個人跟我都有點關係，金宇宙是我外祖母，金中國是我舅公，金萱是我曾外祖母，也就是我太外婆。我小時候一年一次跟著大人坐火車到上海外婆家走親戚，公共汽車下來，穿過一個圍著一堆下棋老頭子的街心小花園，到一個石庫門房子，這裡的頭頂是各家曬出的萬國旗一般的衣服，院裡煤球爐子冒著的煙幾乎讓人窒息，外婆和小舅舅一家就住在這裡。我們一來，本來逼仄的房子更加擁擠，我們就只能到閣樓打地鋪。小舅媽是個很洋氣的上海女人，也很小氣，天天出門前吃兩隻雞蛋，給外婆吃的每天都是鹹菜泡飯。他們家的水果籃是掛在房樑上的，外婆想吃也夠不著。我們一來，小舅媽就找藉口加班不回家，連買小菜的錢都要我們出。但外婆從來不說小舅舅的不好，她最恨的人是舅公，因為舅公拿走了她很大一筆錢。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說舅公枉為她一胞所出的親哥，一點也沒有盡到做兄長的本分，老娘死前連最後一面都不肯來見。又說小時候剛來上海，太外婆帶他們去海倫路看曾伯伯，曾伯伯的妻子應姨熬粥給他們喝，他總是先讓妹妹喝滾燙的稀粥，自己吃底下的厚粥，害得她嘴唇皮燙破。這些穿開襠褲年紀細細碎碎的事，難為她都記得一清二楚，一提起來就委屈得不行。
其實，真要算經濟帳的話，外婆也算不上吃了多大虧。黃浦路的房子被舅公插了一腳，她多付了一筆錢，但屋子裡太外婆留給她的那批畫，卻比那個老房子要值錢得多。那批畫裡有幾張是民國初年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的宮廷畫家王潛樓的，還有幾張吳湖帆的，最多的是書法大家曾無塵的。到了九十年代初，外婆就是靠著偷偷賣這些字畫的錢，把大舅舅送去了日本，供小舅舅讀了大學又娶了媳婦。幸虧那時候舅公已經去世，要是他知道這些破畫這麼值錢，還不打上門來？
等到值錢一點的畫賣得差不多了，外婆就試著把太外婆留下的畫拿出來賣。畫大多是山水，還有一些花鳥小品，山水學的王潛樓，字得著了曾先生三分真傳，再加上太外婆讀女師時學過西洋畫，委實比一般的名家要好得多。我查過史料，大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金萱在臨時省府駐地——方岩——成名，和張伯釗、喬大壯等名流合辦過畫展，戰後到了上海，也開過一次畫展，這一切的幕後，都是曾無塵先生操持的。外婆把這些畫悄悄拿出來的時候，金萱的名頭已經湮滅了，搞收藏的都沒聽說過她。外婆急等錢用，一個字畫掮客出了一筆數目不大的錢，上門把這些字畫全部吃下。二十年後，金萱的畫名重現於世，有幾幅還在佳士得拍出了天價，這是後話了。
叄
其實我是見過曾外祖母一面的，但我已經沒有了印象。我母親說，那次你在外婆家，連發三天高燒，魂都丟了，就是給阿太嚇著了。她這麼一說，我似乎影影綽綽記起來了。那年我五六歲，正是調皮搗蛋的年紀，天天爬高爬低。那一日我一個人在閣樓的樓梯上玩，跳上跳下，沒留意到樓梯轉角的暗處是支著一張床的。床上的灰色蚊帳掀開，伸出一隻白而乾枯的手，把帳子掛在一隻紅色鳳頭帳鉤上，一張乾癟的臉，從灰暗的光線中慢慢浮現了出來。我就在那時哇哇大哭起來。隨後外婆過來了，對著樓梯間的暗處大聲斥罵著什麼。我母親那次跟我說，裡面住的是阿太，平常不出來，都是端飯端菜給她吃。
小孩子記憶沒常性，外婆去弄堂口電線桿子貼黃榜，把我丟了的魂叫回來，以後再去外婆家，那個閣樓依然是我的樂園。樓上只有一個老虎窗，稍許透進一點天光，角落裡堆著番薯，變質抽芽的番薯有一種甜絲絲的氣味，很好聞。這一排樓是臨河的，推開窗，可以看到蘇州河的一條河汊，春天裡開出一河灘金黃的野油菜花。我和小舅舅的女兒亞亞就在這閣樓里做遊戲。我們做生孩子的遊戲。亞亞的肚子裡塞進一隻玩具熊，裝作懷孕了，我是醫生，把她放倒，打針，抽血，撩起衣服，裝模作樣聽肚子裡的動靜。這樣的遊戲總是以亞亞怕癢發出咯咯的笑聲而結束。我們還總能在閣樓的柜子角落找到外婆藏著的糕點，凍米糖、雲片糕這些小甜食，都是她與小舅媽鬥智鬥勇保存下來的。有一次我爬高取下了五斗櫥上的一隻暗紅色漆桶，桶里放著的是一台照相機，式樣古舊，皮繩都快要爛斷了。我拎起照相機掛繩，皮筒裡面突然一陣吱吱亂叫，掉出七八隻肉紅色的小老鼠，滿地逃散。亞亞嚇哭了，外婆在樓下聽見，跑上來把我好一頓訓。我原以為外婆會扔了這台破照相機，但她用濕布擦洗乾淨，晾乾，又收了進去。小舅媽下班回來，把照相機扔進垃圾桶，晚上外婆又給撿了回來。
當然後來我知道了，這台照相機是曾外祖母的遺物。曾外祖母是我十歲那年去世的。外婆跟舅公的官司失敗後，照相機和一些畫稿、書信就到了外婆手裡。我的曾外祖母是民國初年生人，她是虹河邊的虹鎮一戶財主家的女兒，讀過明城女子師範，這台古董式樣的照相機，說不定當年多時髦呢。可是外婆怎麼也想不起來她媽什麼時候擺弄過這台照相機。她印象里，曾外祖母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婦女，抗戰勝利那年，她帶著他們兄妹倆從方岩回到上海，頭幾年還畫畫，去看畫展，到後來國共內戰爆發，政府收繳金子，鈔票貶值，糧油都買不起了，哪還有餘錢買筆墨紙張。再後來，解放了，太外婆與醫生結成一家子，就再也沒有拿起過畫筆。
《我的曾外祖母》
趙柏田/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22年5月版
新媒體編輯：何晶
配圖：圖書書影、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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