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官中的「中國通」,說出了真實的中國,卻被美國當成替罪羊

探祕歷史 發佈 2022-08-13T21:45:21.839600+00:00

他們受國家器重,代表政府駐紮在國外,辦理各項外交事宜。在上世紀的美國,卻有一名外交官,因為說出了真實的中國,而被美國政府當成替罪羊。

外交官這一職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們受國家器重,代表政府駐紮在國外,辦理各項外交事宜。

在上世紀的美國,卻有一名外交官,因為說出了真實的中國,而被美國政府當成替罪羊。這人就是謝偉思,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謝偉思的第二故鄉

謝偉思,英文名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出生於中國成都,是家中長子。謝偉思這個中文名,是他自己取得,自本姓塞維斯Service而來。謝偉思的父親是傳教士,1905年和妻子遠渡重洋,來到成都傳教,創辦了基督教青年會。

謝偉思父親創辦的這所教會,除了傳教之外,還義務教人識字。陳毅就曾在裡面念過書,對謝偉思的父親十分感念。因此當他在延安看到謝偉思後,經常打趣地對別人說:「這是我老師的兒子。」

謝偉思生於中國,他的童年是在成都和重慶度過的。成長於此,謝偉思自然有幾個本地朋友。一到夏天,他就和朋友們去城邊的水田玩,還撩起褲腳捉泥鰍,弄得一身的泥也不怕。

他還一個人走街串巷,不管是杜甫草堂、城隍廟,還是陝西街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在二十世紀初的重慶,這個金髮碧眼的美國小男孩,時常出現在街頭,用地道的四川腔和人交談。

11歲那年,謝偉思隨父母遷往上海,次年舉家返回美國。從此,謝偉思闊別了中國,這個給他留下諸多美好回憶的國家。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這個時候的謝偉思儘管不舍中國,但他更想踏上美國的征途。少年的未來,一直都是星辰大海。

回到美國的謝偉思,在父母的安排下,進了當地一所中學。1929年考上加利福尼亞大學,之後學習更用功了,因為他有一個夢想——要成為外交官。1933年,謝偉思大學畢業,並成功通過美國國務院的資格考試。

考一次就「上岸」,這經歷著實讓人羨慕。不過若沒有與之對應的能力,又怎會有這樣的成功率?成為公務員後,美國當局考慮到他幼時經歷,便將其分配到中國。

這個結果謝偉思求之不得,隨著年歲漸長,他想起中國的頻率越來越高。可惜兩國相隔太遠,哪能說走就走?如今能借工作的機會,重回出生地,謝偉思高興極了。抵達中國後,他直接去了工作單位,先後在美國駐昆明、上海等領事館任職。

1938年,謝偉思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29歲的外交官,不管在哪個年代,都稱得上青年才俊吧!尤其這人靠的還不是背景,而是有真才實學。我們不難想像,這個時候的謝偉思有多意氣風發。

1938年,謝偉思被調到上海,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此時正值抗日戰爭爆發,謝偉思作為外交官,身上的擔子變得更重了。便開始以外交官的身份,與各方面的人接觸。這裡面有中國記者,也有外國記者,當然接觸最多的,還是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

畢竟一直以來,美國都對國民政府青睞有加,一直沒斷過軍事援助。然而謝偉思與國民黨高官接觸多了之後,他開始對這個黨派反感起來。僅從蔣介石做的一些事上,就能看出來,這個人在政治上盲目又自私,不顧國家安危,只關心自己搖搖欲墜的政權。

就如炸毀花園口事件。為了保住南京,阻攔日本人南下的進程,在蔣介石的命令下,花園口黃河大堤被炸。一時間,安徽、河南、江蘇三省44個縣市,全都在無知無覺中被洪水沖走了。致使89萬人死亡,1250萬人受災,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預計。

可最後呢?國民政府還不是放棄了南京。僅為阻攔日軍進攻速度,就做出這種事,國軍這種行為又比侵略者好到哪裡?自己打不過日軍,不好好想辦法,派兵增援,反而去炸毀黃河大堤,難道他們沒考慮過兩岸的百姓嗎?

更加過分的是,國民黨不僅沒有提醒百姓撤離,災後也沒做安置工作。這讓那些剛剛失去家園的人,該怎麼生活?所以到了最後,國民黨失去民心,也是理所當然的,畢竟他們根本沒拿百姓當自己人。

而此事間接造成了「河南大饑荒」,災難發生,蔣介石在做什麼?既不賑災,也不公布,而是粉飾太平,讓湯恩伯照常徵兵征糧。他的夫人宋美齡就更有意思了,竟然在美國為印度籌集賑災款。國民政府如此應對方式,直接導致河南餓死300萬人。

除此之外,蔣介石還同意外蒙獨立,使我國領土大大縮減。自古以來,哪個君主不想著開疆拓土?蔣介石倒是不一樣,直接把自家領土讓出去了。僅憑這個,他就該被永遠地釘在恥辱柱上。

有這樣的人做領導,哪個國人不心寒?為了利益,連做人的基本原則都放棄了。如籌碼足夠大,還有什麼是不能放棄的?就連謝偉思看了,都覺得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國民黨前景堪憂。

如果國民黨不行,中國的希望會在哪裡?這時,謝偉思想到了另一個黨派——共產黨。不過此時的謝偉思也只是想想,由於沒怎麼接觸過共產黨,所以他並沒有進一步的舉動。

與共產黨初步接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謝偉思被調到重慶工作。彼時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因此重慶也有共產黨駐紮。在這個時期,謝偉思有了更多的機會了解共產黨。利用外交官的身份,謝偉思開始頻繁與共產黨會面。對這個被國民黨妖魔化的政權,有了全新的看法。

當時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人就駐守在重慶,作為我國重要領袖,這幾人的人格魅力不用多說,再加上他們的熱枕、誠摯、對百姓仁善,很快就贏得謝偉思等一干外國人的好感。

而且謝偉思還應邀去周恩來家中做客,見到女主人鄧穎超時,他也跟其他中共人員一樣,親切的稱呼「大姐」。隨著了解的深入,謝偉思對共產黨越來越佩服了,尤其是他們領導的武裝鬥爭,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依舊有百姓前赴後繼地追隨,稱得上是「得道者多助」。

反觀國民黨,可以說是大官大貪,小官小貪,上下沆瀣一氣,其所作所為令人作嘔。然而國家的對外政策,不是他一個外交官就能左右的。謝偉思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看法講給當局。至於會不會被採納,就要看政府的裁決了。

抗戰期間,美國除了軍事援助外,還提供了能作戰的飛行員,比如說飛虎隊。然而戰爭向來殘酷,哪怕飛在空中,依舊有被擊落的風險。而在解放區,我軍不管是百姓還是戰士們,一旦發現受傷的美軍飛行員,都會立刻給予救助。

不過由於醫療、交通等方面的硬傷,哪怕我軍已經盡力了,如何讓這些飛行員返程依舊成了難題。謝偉思等人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刻提出解決辦法。提議在共產黨占領的敵後區域建立一條通道,主要用來轉移被救下來的飛行員,保證他們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後方。

美國如此「財大氣粗」,讓我軍領導人心嚮往之。畢竟共產黨的窮,是眾所皆知。尤其與日軍對戰時,會有那麼大的傷亡,不是戰術問題,也不是戰士們不行,完全是武器跟不上。日軍是飛機大炮加坦克,而我軍呢?還是小米加步槍。這種情況下,怎麼跟敵軍打?

既然美國願意援助國民黨,那是不是也能給共產黨支持點武器?不過咱也不能一上來就這麼說,畢竟大家沒有合作基礎,以前也不熟悉,還是要委婉點的。於是提出申請,希望美國在延安設立領事館。

有了領事館,美國對共產黨的了解不就更多了。雙方熟悉了,以後才好開口求援不是!可惜蔣介石不給這個機會,在他眼裡,美國只能支持自己,哪怕在國家危難之際,也不給共產黨「挖牆腳」的機會。在他看來,共產黨一直窮著才好,這樣才打不過國軍。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於是美國也被拖入二戰的漩渦。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約瑟夫·史迪威,希望國軍能夠積極應戰,儘早擊敗日軍。他有這種想法很正常,美國給蔣介石提供了那麼多援助,主要是為了讓國民黨趕走日本侵略者。

如今美國也參戰了,只要雙方合力夾擊,日本就是有再多的士兵,也扛不住兩個大國的壓力。結果誰能想到,蔣介石竟然不聽話了,不僅消極應戰,甚至有時還避讓日軍,致使中國大片區域淪陷。看到蔣介石這樣,史迪威作何想法也不難想像了。

蔣介石為何避戰?還不是為了那句「攘外必先安內」。日本侵略者再殘暴,終有一天也會被趕走,而共產黨卻會一直在國內。他怕自己和日本人你死我活的時候,最後被共產黨撿漏了。只能說是小人之心了,不過也能看出蔣介石有多自私了。

蔣介石這麼做,一來惹怒了國人,二來也把約瑟夫·史迪威氣了個夠嗆。就在這個時候,史迪威發現共產黨組織的抗日鬥爭,有不錯的效果。而且他們作戰積極,悍不畏死,與國軍完全不同。於是決定派人去延安考察,由於遭到蔣介石強烈反對,這事也就擱淺了。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訪華。這個時候,謝偉思提出建議,美國應該給共產黨提供軍事援助,並改革國民黨政府。謝偉思的建議,得到了華萊士的認可。經華萊士、史迪威等人努力,蔣介石不得不同意美國派人去延安考察。

深入接觸共產黨

1944年,由九名美國人組成美國軍事觀察小組,於7月底抵達延安。其中,謝偉思任考察團的政治顧問。這次考察,是美國政府與共產黨的首次官方接觸,我黨自是十分重視。

考察團在延安停留了三個月,期間他們與我黨眾多領導人接觸交談,雙方都取得了不錯的印象。而謝偉思與毛主席談話超過了五十次,他們說了國共矛盾、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對美政策等等,談話內容極為廣泛。

除毛主席之外,謝偉思還見到了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葉劍英、董必武等人。其中,他與周恩來、董必武都是老熟人了,之前在重慶的時候,已經有了不少接觸,還去周恩來家中做過客。這次故友重逢,自是無限感慨。

而且謝偉思還見到了不少「老鄉」,如陳毅、聶榮臻、吳玉章等。之所以說是老鄉,是因這三位都是四川的,而謝偉思算得上半個同鄉,四川話說的賊流利。幾人聚在一起的時候,總是用四川話聊天。有這個作為紐帶,無形之中距離更近了。

在延安根據地,謝偉思等人見了共產黨領導人後,還去看了當地老百姓的生活。他們發現延安似乎一點也不緊張,街道上沒有警察,也很少看見士兵。人們衣著簡樸,幾乎都穿土布做的中山裝樣式的制服。

看到如謝偉思這樣的外國人,百姓只是略略驚奇,既不上趕著這討好,也不避如蛇蠍,而是保持著平常心。交談時直截了當、熱情友善,就如那些共產黨員一樣。對於這樣的百姓、對於創造這片樂土的共產黨,謝偉思等人很難不產生好感。

在這個地方,根本看不到乞丐,所有人的貧富水平都差不多,沒有極端的貧富之差。雖說他們在生活娛樂方面都很簡樸,但人們的精神面貌卻很好。哪怕生活困難、要送別家人上戰場,所有人依舊滿懷希望。

而且百姓們對官員的態度也很有趣,甚至會和領導人開玩笑。這樣的場景在重慶市不可能看到的,那裡有的只是奴顏婢膝、崗哨林立,稍不注意,可能就會被當成特務抓起來。

從醉生夢死、夜夜笙歌,而又等級森嚴、特務橫行的重慶來到延安,謝偉思感覺就像來到了另一個國度。離開的時候,他認為延安是一個充滿信心的地方。戰爭就在近旁,但共產黨眼裡沒有失敗,沒有對戰爭的厭倦,有的只是信心。

延安一行,讓謝偉思對共產黨的未來充滿信心,認為「中共早晚會成為執政黨」。回去之後,他對美國政府提出建議,希望在援助國民黨的同時,也給共產黨一些援助。並且預測了發生內戰後,國民黨的失敗。

在謝偉思看來,給予共產黨援助,可以說是雙贏的事。一來能緩解太平洋戰爭的壓力,二來也是對中國未來執政黨的投資,有利於以後的建交,不讓共產黨徹底倒向蘇聯。而他的這些想法,統統都通過電報匯報給了國內。

然而謝偉思的忠誠,並沒換來與之對應的待遇。當時美國國會右翼勢力認為,只支持國民黨就夠了,總統羅斯福也傾向於如此。1945年3月底,謝偉思被召回華盛頓,對於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他渾然不覺,還以為是商量對華政策。

結果一回國,就遇上了總統羅斯福去世,謝偉思的歸來變得無人問津。就在這個時候,他遇上了《美亞》雜誌主編賈飛。兩人相談甚歡,交情也不錯,在賈飛的請求下,謝偉思將自己整理的有關中國的資料借閱給了對方。

外交官和媒體工作者交換一些資料,也不是保密級別的,這在美國是很正常的。要不然那些那些媒體又該怎麼獲取新聞?全靠記者去國外出差,這也不現實。偏偏賈飛疑似蘇聯間諜,早就被聯邦調查局監控起來了。

1945年6月6日,謝偉思被美國當局逮捕。他本是無辜受牽連的,但有了美國政界的推波助瀾,次日謝偉思就登上了《舊金山新聞報》的頭條。

到了8日,《赤色分子製造了史迪威和蔣介石的分裂》一文,更是是非不分的說,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都是謝偉思這個「赤色分子「製造的。

成為美國「丟失中國「的」替罪羊「

但謝偉思本是被冤枉的,在監獄裡過了一天,查清事情真相後,就被取保候審了。最後雖被判無罪,卻也留下「不夠檢點和謹慎」的評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所以這麼說,還不是為了表明他們逮捕謝偉思沒錯。

謝偉思是出獄了,但他的被針對,也讓共產黨看出了美國的態度。毛澤東認為,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因為謝偉思充當著中共與美國溝通的橋樑,「橋樑」都被捕了,還不能說明美國的態度嗎?此後,美國將與蔣介石集團緊緊捆綁,再也回不了頭。

之後,謝偉思先後被派到日本、紐西蘭等國。但美國右翼勢力一直沒放過他,認為他對中國的看法有問題。又先後調查了他四次,然而一直沒查出什麼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蔣介石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打了水漂。到了這個時候,必須有人為此事負責。但他們會實事求是嗎?當然不,如果這麼做,豈不是自己罷免自己。於是美國政府想到了國務院裡的「中國通「們,謝偉思也被從紐西蘭召回。

回到華盛頓之後,美國「忠誠審查委員會」對謝偉思進行了審問及調查,可忙活了一年,他們也沒查出問題,只能釋放謝偉思。結果到了1951年,謝偉思又被召回,再次接受「忠誠審查委員會」的調查。

這些政客也是不要臉了,直接重提「美亞事件」,依據這個認為謝偉思的忠誠「值得懷疑」,國務卿艾奇遜立刻開除了謝偉思。只是與報人交換非機密資料,就得到這樣的懲處,可見美國當局喪心病狂之處。為了找個「丟失中國」的「替罪羊」,真是不擇手段了。

這麼一位忠誠而又優秀的外交官,就這樣沒了前程。可謝偉思怎會就此認命?他明明一片赤誠,卻因政治博弈被潑上髒水。到紐約定居後,謝偉思一直在為自己討公道。到1956年,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同意重審他的案子。

1957年6月,謝偉思終於洗脫了身上的罪名,被恢復外交官的身份。同年9月,謝偉思重回國務院。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謝偉思是回去了,但竟然成了打雜的。對一個高級人才如此浪費,美國國會的人良心不痛嗎?

可能他們也知道這樣做不和法規,於是就把謝偉思派往德國。還沒等他適應呢,國防部不願意了,將其又派到英國。然而不管在哪個地方,謝偉思都受盡排擠,且無望升遷。於是三年任滿後,謝偉思不「伺候」了,提前退休去了加州伯克利。

這時候的謝偉思不過五十歲,他覺得自己不到養老的年紀,決定繼續讀書。讀完碩士又開始念博士,不過博士並沒念完。

1971年尼克森訪華前夕,,應周總理邀請,謝偉思夫婦出訪了中國。時隔二十多年,他再次踏上了中國這片土地。此次訪華歷時兩個月,除了與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會談,謝偉思還走訪了許多城市,參觀學校、工廠、農村等諸多地方。

離開時還戰火連天,再來已是歲月靜好。這個欣欣向榮的國家,給謝偉思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回國後,謝偉思演講、寫文章,向美國人講述中國的諸多變化,並支持中美建交。從這一年起,謝偉思的事業煥發了「第二春」,他的淵博學識總算「對口「了。

1975年再次訪華後,謝偉思開始呼籲美國人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放棄搞「兩個中國」的幻想。只有這樣,才能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謝偉思的後半生,幾乎都在為中美關係的緩和而努力。幸而這一次,他的建議終於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認可。

1999年2月3日,謝偉思與世長辭,享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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