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夏文化研究工程的主要目標，就是要破解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及內在機制，真實還原中華民族精神的產生過程及其強大的內在動力，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為中華民族走向新世紀提供本民族文化的歷史自豪感與歷史使命。
經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發展，百年的中國考古學發展，二十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兩年的「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工程開展，筆者五年的潛心專研，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終於得以展現，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內在機制終於得以揭示。
公元前303年，戰國時期的趙國在推行「胡服騎射」時，遭到了趙武靈王的叔叔公子成的反對，為中華民族留下了關於「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化民族」特徵的完整歷史概念：「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趙國公子成的這一歷史總結，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夏文化研究工程的研究者來說，是無法迴避的主題，是探尋最早中國文化起源，尋找中華文明起源的基本標準，而不是根據所發現的古代遺址所殘留的生活垃圾來定義中華文明的本質與起源地。
中華文明的起源地，應具有哪些標準呢？是聰明徇智之人所居住的地方！是萬物財用所聚集的地方！是賢聖之人所教化的地方！是仁義之德所施行的地方！是《詩經》《尚書》禮樂所產生施用的地方！多種異敏技能所產生的地方！是遠方之人爭相遠赴觀覽學習的地方！是南蠻東夷之人所義不容辭維護的地方！這樣一個充滿中華民族人文特徵的地方，顯然不是可以通過對現有考古遺址的研究，所能展現出的中國氣派的「中國人」居住地。這樣的「中國之地」，眾望所歸的文化、文明之地，在哪裡？其存在的地理位置如何才能讓「蠻夷之所義行也」？那就是只可能存在於東夷與南蠻之地交匯的「四方湖古城」，能夠團結東夷與南蠻的「四方湖古城」，能夠讓東夷與南蠻得到充分教化的「四方湖古城」，能夠得到東夷與南蠻擁護的「四方湖古城」。
雖然「四方湖古城」對於中國考古界、中國歷史界、中國文化界來說，是一個一無所知的上古中華民族的重要遺址。但其自身傳承下來的歷史與文化概念，已經將其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發展，融入一體，成為自帶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特性的正宗起源地。
中國國內研究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者，大多信從和使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國」這一範疇。「古國」這一概念，是蘇秉琦先生經過長期學術思考，從他的區系類型考古學文化理論升華到中國文明起源探索的「中層理論」，由「古文化—古城—古國」構成其內核。蘇秉琦先生自認為這是中國國家起源的道路。在此基礎上，蘇秉琦先生完善出他關於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與形成的理論模式「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在中華文明起源的學術研究中，「中國」與「四方」的概念，向來是被反覆探討的問題。是先有「中國」後有「四方」？還是先有「四方」後有「中國」？還是「中國」與「四方」共存共榮，榮辱與共，共產共興，共生共存？這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也是一個民族問題。所有問題的答案，都集中體現在對「四方湖古城」歷史文化之謎的破解上。
「臣聞中國者，《詩》《書》禮樂之所用也」，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在《民勞》詩篇中出現最早的「中國」概念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即將「中國」與「四方」概念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不可分割。通過對「四方」概念的研究，無疑是破解「中國」概念與地理位置的最重要途徑與方法。可以說，有「四方」的地方就是「中國」存在的地方，古代「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的地方必然是一座繁華富足的「古城」。
在《詩經》詩篇中存在大量關於「四方」詩句，可見「四方」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節南山》「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十月之交》「四方有羨，我獨居憂」；《北山》「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何草不黃》「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大明》「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皇矣》「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下武》「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文王有聲》「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假樂》「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卷阿》「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崧高》「四國於蕃，四方於宣」；《烝民》「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江漢》「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常武》「四方既平，徐方來庭」；《烈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執競》「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桓》「保有厥士，於以四方，克定厥家」；《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尚書》作為記錄中國上古歷史的最早文獻典籍，是探尋上古歷史脈絡的原始史料，是體現中國王權統治最初形成的原始記憶。從《尚書》的各個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王權統治與「四方」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大禹謨》「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皋陶謨》「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太甲中》「後非民，罔以辟四方」；《盤庚上》「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說命上》「以台正於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泰誓上》「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泰誓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金滕》「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召誥》「嗚呼！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洛誥》「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君奭》「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立政》「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顧命》「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康王之誥》「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君牙》「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於刑之中，率乂於民棐彝」「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中國者，《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縱觀中國文獻典籍，還有什麼歷史文化內涵，能與「四方」概念相提並論，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與「中國」相輔相成？可以說，夏商周的歷史就是「中國」與「四方」相互成就的歷史，「中國」文化與「四方」文化是互為賓主的關係。「四方湖古城」正是自帶「中國」「四方」歷史文化內容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歷史文化遺址，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中華文明的發源地。
以「四方湖古城」的夏商周三代歷史文化為載體，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完整全面反映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逐水而居在「四方湖古城」旁北淮水兩岸的中華先民，依靠北淮水獨特的地理條件，優越的氣候條件，優厚的自然環境，豐富的水土環境，逐漸從以漁業捕撈和果實採集為主的生活方式，過度到漁業捕撈與農耕生產兼而有之的生活方式。其中，北淮水兩岸優越的自然條件，生存著許多野生水果品種與野生農作物品種。在逐水而居的北淮水中華先民的一代代培育下，形成了原始農作物品種，產生了中國原始的農業。因為原始農業的發展與豐富的漁業資源，使得北淮水兩岸的中華先民得以定居，人口繁衍。豐富的漁業蛋白質食品，促進了中華先民大腦的發育，產生了中國最早的人文文化，形成了「聰明徇智之所居也」的地方——中國「四方湖古城」。北淮水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條件，經過一代代的發展與積累，最終誕生了「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的「四方湖古城」，成為中華先民安居樂業的早期城市。因為「四方湖古城」物質財富的富足，中華文化得以產生，誕生了引領中華民族從愚昧走向文明的中華聖賢標誌人物——堯、舜、禹，「四方湖古城」也因此成為「賢聖之所教也」的地方。因為堯舜禹聖賢文化在「四方湖古城」的推廣與教化，「四方湖古城」也成為最早「仁義之所施也」的中國之地。「四方湖古城」在堯舜禹文明思想的傳播下，成為「四方」民眾嚮往的文明之地，成為「遠方之所觀赴也」的理想家園。
由此，一個以「四方湖古城」為城市標誌的古國「中國」正式誕生，引領周圍「四方」民眾文化文明的發展，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四方」人民的中心。「中國」與「四方」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記憶，在歷史的演進中，傳承下「古城」與「四方」湖的歷史地名。
做為中國上古時期的繁華之地，當然是「四方」人民展現「異敏技能之所試也」的地方，是人們施展才華的地方，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地方，最終誕生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詩經》與《尚書》，是「《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的「最早的中國」文化。作為緊鄰「四方湖古城」一衣帶水的東夷人民與南蠻民眾，學習「中國」文化，推行「中國」文明，當然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成為「蠻夷之所義行也」的義不容辭的責任與榮耀。
「四方湖古城」在中華文明歷史演變中的基本圖景：生活於四方湖古城的「中國」先民，在堯舜禹時期形成了穩定的農耕生產生活方式，取代了漁業捕撈為主的生活方式。但是，因為四方湖古城地區位於淮河中下游地區，地勢低洼，平均海拔高度19.5—34米，水流不暢。在夏季洪水季節，經常遭受夏季洪水的季節侵害，導致農耕生產的不穩定，人民生活受到經常性的危害。遂有堯、舜、禹歷經三代的水患治理，產生了大禹治水工程，以根治淮河中下游的河道排水不暢的經常性水患，及解決農耕地區的內澇與水利灌溉。在生活於四方湖古城地區的夏氏部落與塗山氏族的共同參與下，大禹鑿山導淮，開鑿荊塗二山之峽，根本解決了淮河中下游的夏季水患，成為淮河中下游萬國氏族部落的英雄。夏氏氏族所生活的四方湖古城地區，因高度發達的文化與物質財富，也成為萬國所瞻的地方，引領四方萬國氏族的文化發展。夏氏族生活的四方湖古城，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朝的國都，成為夏文化發展的中心。由古文化、古城、古國，而形成最早的古「中國」。
「中國者，蠻夷之所義行也」，最早接受夏文化的東夷部落首領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取得了對夏都四方湖古城的統治權，驅逐了夏後中康，成為夏王朝的實際夏後。這也是堯舜禹禪讓制的一種反芻，夏王朝仍穩定發展，四方湖古城人民生活安定，政局平穩。但四方湖古城的物質繁華，也讓后羿貪圖享受，不思朝政，被寒浞而代之。後少康擊敗寒浞，奪取了夏都四方湖古城，重新統治了夏王朝。在夏朝末期，因夏桀對四方氏族統治的不當，或是因為全國大面積的旱災，導致北方缺衣少食的商湯部落南下，攻下夏都四方湖古城這一繁華的「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的富足之城。夏桀只得敗退於南夷的「鳴條」據守，「鳴條之戰」戰敗後，繼續南逃至於「南巢」，在「南巢」被殺或被囚禁。以四方湖古城為夏朝都城的夏王朝，就此正式滅亡。
商湯氏族在攻下夏都四方湖古城後，本欲在繁華的四方湖古城建立商王朝都城，但條件「不可」而放棄。商王朝都城在輾轉多地後，最終還是在商王朝中期遷都四方湖古城，定名為「奄」。後因四方湖古城「商奄」都城的繁華，導致商貴族的不思進取，盤庚繼承商王后，下令遷都北方的殷地，建立新的殷商都城「殷」。但因為統治東南地區的需要，「商奄」四方湖古城仍做為南都，統治著東南地區。殷商王朝的稱謂，由此產生。「商奄」四方湖古城做為商貴族的宗廟與「四方」部落朝拜商王朝貢賦納稅之地，仍是商王朝統治的象徵。「商」與「奄」的四方湖古城，成為不同人群不同時期對同一古城的稱謂。
周武王在北伐商紂王成功後，南下攻克「商奄」四方湖古城，並向上天立誓「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周武王當機立斷地決定將「大邑商」四方湖古城經營為西周王朝的都城，成為西周王朝的東都成周，統治廣大的東南地區，並安撫富裕的東南人民。四方湖古城在夏商王朝之後，再次成為西周王朝的都城，而成就了西周王朝的歷史。在整個西周王朝時期，從可見的歷史記載來看，西周王朝的統治就是與淮夷、東夷、南夷交集的歷史。當西周王朝失去對淮夷東南地區的控制，西周王朝也只能走向滅亡。
因此，在經歷西周王朝滅亡後的兩千八百年沉寂後，四方湖古城以其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歷史文化地位，展現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完整呈現出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國」的產生，離不開「四方」的歷史；「四方」的文化與貢獻，成就了「中國」的榮耀。四方湖古城不僅是中華民族寫入血脈與文化、歷史中的原始家園，而且是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精神家園。「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四方湖古城歷史的重現，將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起點。（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