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辦事向來講究名正言順，所謂「必也正名乎」。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乃至政權的更迭，都離不開名分二字。名分之事，有時甚至超越生死。
對於一個王朝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其「正統性」，所謂「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雖然我們沒有哪個王朝或家族能像隔壁日本的菊花王室一樣「萬世一系」，但是也要有繼承的法理依據。尤其是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時，各股勢力更要努力證明自己才是唯一合法地奪取天下的政權。
這個問題第一次被擺在檯面上，是秦漢之交，所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終，劉邦殺出重圍，奪取天下。而在漢儒的幫助下，「天命」的觀念也被逐步強化，並通過王莽篡位這一不成功的案例打上了一個修正案：即如果一個王朝無德，就可以取而代之成為天命的下一任眷顧者。後來儘管劉秀作為漢室苗裔成功中興漢朝，但是也並沒能抹除這個已被深深烙在天下人心中的痕跡。
隨著漢末天下大亂，無數人已經意識到「漢室不可復興」（魯肅語），在經過數十年的搏殺後，終於拼出了魏、蜀、吳三個政權。那麼問題來了，這三家中，誰才是天下正統呢？
這個問題本來不需要回答，因為陳壽在作《三國志》的時候就已經明確了魏是正統：曹魏的五位皇帝，再加上一個曹操的傳記都是天子用的「紀」，而劉備、孫權等蜀吳的皇帝只能用臣子的「傳」；更有甚者，在記敘蜀漢的歷史的時候，陳壽甚至還把劉焉父子的傳擺在劉備之前，擺明了就是把蜀當成一個地方政權，甚至還有暗貶劉備是奪取劉璋之位的意思在裡頭。
《三國志》成書後八百年，司馬光又編纂了《資治通鑑》。在最講究大義名分的宋儒那裡，正統依然在魏而不在蜀漢。看來，有這兩部地位超然的史書，曹魏的正統地位幾乎可以坐實了。
然而，有關曹魏和蜀漢孰為正統的爭論，幾乎從東晉開始就沒有停止過。雖然官修的史書都以魏為正統，卻絲毫不能阻攔民間對蜀漢的支持；而當元人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刊刻出版後，在普羅大眾樸素的內心裡，蜀漢就是正統，曹魏反倒是僭偽。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原因，當然與中國人民習慣同情失敗者有關，也和劉備、關羽、諸葛亮等人身上的悲劇英雄底色有關。但是今天我們不談這些虛的，而是要說一說這種以蜀漢為正統的思潮背後的官方助推力量。
首先我們要明白，為什麼曹魏會是正統？可以說是因為曹操統一了整個北方（而且當時的北方基本就是「天下」的大部，蜀吳則被視作荒蠻之地），但是更重要的是，漢獻帝劉協確實是完成了禪位典禮，並且將玉璽交給了曹丕（雖然是被曹皇后憤怒地砸到華歆等人臉上的）。這一舉動無論是主動還是被迫，都確實在明面上承認了曹魏是東漢的繼承者。
但對劉備一方來說，這當然是無法接受也不能接受的。因此，禪讓儀式後不久，蜀中就有傳言稱劉協已死，而劉備方面則立刻採信並且服喪誌哀，而後登基稱帝。和曹魏不同的是，劉備並不是建立一個新王朝，而是像劉秀那樣要「中興」漢朝。因此，劉備要做的是漢帝，而不是蜀帝，像公孫述那樣割據一方的諸侯，斷不是劉備和蜀漢的目標，最起碼在政治口號上不是。因此，蜀漢在其推崇者口中也被稱之為「季漢」，因為他們認為其就是西漢、東漢的繼承者。
在諸葛亮還在世的時候，「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口號尚且經常見到；在他病逝後，除了姜維等人外，蜀漢就已經失去了進取的動力。而在公元264年，鄧艾帶著偏軍從陰平偷襲成都得手後，蜀漢也就被曹魏滅亡了（雖然此時曹魏距離被西晉取代也只有一年了）。這樣一來，無論蜀漢再怎麼宣稱自己是「正統」，先曹魏一步滅亡總是事實。而西晉的統治者又幾乎全是曹魏時代的二代、三代，那麼尊奉曹魏為正統、蜀漢為割據政權便成了應有之事了。
然而，讓司馬懿祖孫三代做夢都想不到的時候，司馬炎去世後不久，天下就再次陷入了比三國時代更為劇烈的動盪之中；滅蜀戰爭結束後40年，氐族人李雄就在成都再次建立成漢政權；平吳戰爭勝利38年後，當年帶兵進入建鄴城的司馬伷之孫司馬睿就在這座孫吳舊都登基稱帝，其領土竟然也只剩下了原吳國一隅！
此時的東晉政權，要實力沒實力，要人望沒人望，連司馬睿自己都和江東本地的大臣說「寄人國土，心常懷慚」。畢竟自己的大本營丟了，跑到自己的被征服者這裡苟延殘喘，連傳國璽都沒了（世人譏東晉皇帝為「白板天子」），任誰也不好過。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強化自身的正統性，東晉官方和一些學者開始重視起了蜀漢的地位問題。其代表事件，就是追封諸葛亮為武興王和修《漢晉春秋》。
晉朝統治者對諸葛亮的喜愛，從司馬炎那裡就開始了。不過司馬炎對武侯的欽慕更多還只是一個「迷弟」式的追捧，而東晉時抬高諸葛亮就非常具有政治意義了。在這種情況下，當大將軍桓溫滅成漢後代表晉朝追封諸葛亮為王，其政治意義不言而喻。
如果說追封諸葛亮為王還不夠明顯的話，那麼東晉最重要的史家之一習鑿齒的大作《漢晉春秋》就很能代表當時一部分史家的態度。在習鑿齒那裡，漢以後就是晉，魏並不是正統王朝。而他的解釋也很合理：滅蜀漢的是晉王司馬昭，這正是晉受漢祚的明證。而在天命從季漢轉移到晉室後，魏的存亡自然也就無關緊要且水到渠成了。
事實上，正統性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東晉、劉宋、齊、梁、陳這江左五朝，其在國力上的日漸衰落也更加迫使其需要通過政治上的宣傳強調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入宋以後，宋文帝便命史學家裴松之註解《三國志》，而裴注三國志過程中援引的大量史料也有力地站在了「蜀漢正統論」層面。裴松之是否獲得皇帝的授意，這一點不得而知；但是《裴注三國志》的廣為流傳，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蜀漢乃至南朝的正統地位。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時，也明白無誤地以南朝作為正朔。
比較諷刺的是，在《資治通鑑》校訂完畢後40年，趙宋就像晉朝一樣，只剩江南半壁江山，其恥辱甚至相較永嘉之亂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南宋小朝廷在臨安苟安時，他們也需要面臨和江左五朝同樣的命題：正統性該如何解釋？
鞏固自身地位的辦法有很多，但是對歷史的重新解讀永遠不會缺位。官方層面，宋高宗登基第二年，就為關羽追封為「壯繆義勇武安王」，宋孝宗繼位後又加了兩個字，變成「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至於民間更無需多言，當時流行的各種話本小說都在有意無意凸顯蜀漢的正統性，曹操大白臉的形象也愈發深入人心。大體來說，蜀漢正統論基本就在此時定型。
除了朝代更迭帶來的影響外，對「蜀漢正統論」產生較大影響的還有一個慢變量，那就是「忠」和「孝」的此消彼長。如今我們都把「忠孝」連在一起，而且「忠」在「孝」前，似乎「忠」高於「孝」是一向如此的。但是如果細細考究，你就會發現這並不是從來如此的，而也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秦漢之際，「忠」和「孝」一直不是討論的熱門話題：秦以法家治國，鮮少談及「忠孝」而更多講究「法制」；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忠」和「孝」才被拿到檯面上講，卻也沒有分出個高低來。而東漢直到隋唐時期，門閥士族都占據著統治地位，他們對家族的認同高於對政權和國家的認同，頻繁的朝代更迭、以下克上更讓皇室羞於談「忠」，因此孝道便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的指導思想，「忠」反而處於一個較為尷尬的位置。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蜀漢那「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理想便不值一提；但隨著國家機器的逐步完善、君主權力的不斷加強、家族勢力的逐漸衰微，對國家和天子的忠逐漸壓過了對家族的孝，那麼以「忠」為底色的季漢便很值得拿來宣傳了：關羽掛印封金追隨劉備，是忠；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忠；姜維九伐中原巧記虛話，也是忠；甚至連劉備仍以漢為國號，都可以算忠。反過來再看曹魏這邊，「奉天子以討不臣（或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能稱為忠嗎（更不用說他還逼死了忠於漢室的荀彧）？逼迫自己的親妹夫禪位給自己的曹丕能稱為忠嗎？而當曹魏也岌岌可危時，朝堂上的袞袞諸公，又有幾人能稱為忠？
所以，在「忠」逐漸占據意識形態制高點的時候，如果再一味強調曹魏的「正統」、「合法性」，就會對王朝自身統治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我們會看到，明清以後，對蜀漢的頌揚進一步加深，《三國演義》更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時至今日，你去隨便問一個讀過《三國演義》的學生，他可能不知道什麼叫「正統」，也未必能說出什麼「九品中正」、「門閥士族」，但他會清晰地告訴你五虎上將是誰，「安居平五路」是怎麼做到的，甚至還會學著唐國強老師來一句「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時至今日，再去爭論蜀漢和曹魏哪個是正統沒有太多意義，何況歷史學家們的觀點也多仍以陳壽和司馬光的意見為代表。只不過當我們回首這段往事時，如果細細品味，也還是能這一件「小事」中體會到歷史發展的規律和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