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山東福山縣知縣為要缺，在外揀員升調。」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在忙著圍剿捻軍的間歇，清廷頒發了這樣一道諭旨。
所謂「要缺」，大體是清代對於地方官員的一種評級方式，其依據主要是雍正朝開始推行的「沖繁疲難」制度。不同的字數評定，對應的是州縣主官的不同「缺級」。《清實錄乾隆朝實錄》載：
「查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缺，有沖、繁、疲、難四項、三項、二項、一項者，因分為最要缺、要缺、中缺、簡缺。」
也就是說，同樣是七品知縣（京畿縣等特殊情況除外），卻有最要缺、要缺、中缺、簡缺的區別。從簡缺到要缺，雖然不能說是提拔，但至少也是重用了。
對照這個解釋，上面提到的那道諭旨就不難理解。直白一點來說，就是「福山知縣」這個位置比以前更重要了。
這道諭旨，是應時任山東巡撫閻敬銘奏請所發。由於暫時沒有查到閻敬銘奏摺的原文，其列出的詳細理由不得而知。但結合時間不難推測，此事與五年前（1861年）煙臺開埠大有關聯。
在煙臺開埠之前，福山不管從面積、人口還是經濟（錢糧）來看，都是一個典型的小縣。以人口為例，直到光緒年間，在登州府下屬的十個州縣當中，福山還是人口最少的一個。
對於這一點，福山人自己也有清醒認識。康熙年間當地文士鹿兆甲在為縣誌作序時就直說：「（福山）彈丸小邑。」
由此可以推斷，在雍正朝實行「沖繁疲難」制度之後，福山縣的評級顯然不會太高，當地知縣不是簡缺就是中缺。
但在煙臺（時屬福山縣轄地）開埠通商之後，上述情形發生改變。
根據《山東省志•海關志》的記載，煙臺開埠後的第三、四、五年，東海關監管統計的一般貿易貨物價值分別為：183.5萬兩（芝罘兩）、140萬兩和216.1萬兩。日漸繁盛的外貿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昔日的「彈丸小縣」福山，也就此一躍成為「錢糧重地」了。
而煙臺開埠帶來的影響不僅在於經濟方面。開埠之後，原駐掖縣（萊州府）的登萊青道員遷至煙臺辦公。如此一來，福山縣的政治地位也大為提升。
大概就是這兩方面因素的促使下，山東巡撫閻敬銘才遞上了那道「呈請將山東福山縣知縣改為要缺」的奏摺。而清廷隨即也痛快地批准了。
根據《福山縣誌稿》的記載，同治五年在福山知縣任上的，是來自浙江歸安縣的吳恩榮。他於咸豐十一年走馬上任，在職時間頗長。下一位知縣一直等到同治七年才上任（瑞森，漢軍正白旗籍）。
在理論上，諭旨生效之後，吳恩榮就可以享受到「要缺」的待遇。而從史料的零星記載來看，他後來的確也得到了拔擢。同治十二年，時任山東巡撫丁寶楨在另一份奏報中提到吳恩榮之際，頭銜已經是「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了。（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