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現實可以被理解成三種相互競爭的秩序，我稱之為『帝國的新秩序』、『顯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帝國的新秩序是一種改革規劃，它旨在使帝國轉型為一個中央集權官僚制政體。在其中，中央國家保持對暴力的壟斷，通過代理人確立軍事紀律、社會秩序並全面管轄外省單元資源。顯要的秩序是一種體制，在其中，外省顯要憑藉本地的聯繫以及與中央的交易來確立其在各自區域的權力基礎，以契約關係和談判關係同國家接洽。社群的秩序是一套制度化的機制，在其中，社群通過集體選出的（或宣稱的）領袖管理公共財政。18世紀末19世紀初，所有這三種秩序為奧斯曼帝國向現代性的轉型提供了可能。帝國嘗試了不同的型構和組合：集權-官僚的，分權-契約的，參與-民主的。我們也許還可以說：自上而下的、模向的、自下而上的。」
也是在18世紀：
「在世界的許多角落，戰爭和財政改革影響了政治議題。國家為了更強大、更訓練有素的軍隊而展開競賽，爭相採用新的軍事技術。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他們著手財政改革，以從民眾（或殖民地）中榨取更多的資源。這些財政和軍事改革經常會引發新的計劃，以對社會進行整體的管控、重整和規訓。各種群體，包括城市大眾、外省精英、宗教圈子、商人和行會，對軍事-財政-社會改革計劃做出回應。新的聯盟和同盟出現。」
《帝國的夥伴：革命年代奧斯曼帝國的秩序危機》所陳述的，正是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全球改革浪潮。落入轉型危機的奧斯曼帝國也不例外，為應對政治動盪、體制危機和民眾叛亂，奧斯曼帝國設計了各種改革方案。帝國成了一個政治劇場，其中各種政治行動者發起了鬥爭、合作和競爭。
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基於帝國的巨大危機。在1767年到1774年的對俄戰爭中，奧斯曼帝國遭遇慘敗，失去了克里米亞，並背上了沉重的戰爭賠款。奧斯曼帝國渴望通過改革製造新秩序，進而重現帝國雄風。但這樣的改革必然瞄準此前根深蒂固的特權、既得利益階層和制度慣例，因此遭到舊精英階層的反對。
對於帝國而言，最為矛盾的問題在於，精英階層希望改變帝國的孱弱現狀，但並不願意承擔改變現狀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他們依然可以「得過且過」，因為這個龐大帝國仍然擁有繁榮的貿易體系，可以繼續「吃」下去。
作者阿里·亞伊哲奧盧是土耳其人，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他在序言中寫道：
「涉足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歷史之初，我天真地以為，這一時期極少被研究。我錯了：實際上這是奧斯曼歷史中被研究得最多的時期之一。自19世紀初以來，奧斯曼和歐洲的歷史學家及外交學者就已經寫出專著、報告和文章，論述奧斯曼帝國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期間經歷的危機。在19世紀末的政治現代化努力和立憲運動中，決策者、法學家和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這個動盪的早期，從制度、事件和個人的豐富劇目中尋找現代化的根源。在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研究巴爾幹、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圍繞著他們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民族話語，追尋他們的民族運動的起源、早期現代化者和開國元勛。一些歷史學家將奧斯曼在這一時期的經驗視為舊時代危機和現代開端的典型代表。所謂的東方問題學者則把這一時期作為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逐步解體的前奏來研究。」
不過，這種多角度的研究固然讓後來者眼花繚亂，可對這個時代的整體理解卻仍然匱乏。在海量文獻資料中，「對重要主題的研究——諸如巴爾幹、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區域發展，外省顯要的崛起，奧斯曼制度的轉型，軍事和財政改革，以及外交和戰爭的背景等——是被分開處理的。」
阿里·亞伊哲奧盧認為，如果將這些問題割裂思考，「會使我們無法看到奧斯曼秩序的複雜性、其制度的全貌，以及帝國內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和聯繫」。《帝國的夥伴》一書，就正是試圖將奧斯曼的制度轉型、區域形態和全球語境作為一種綜合現象來解釋。
在阿里·亞伊哲奧盧看來，這個奧斯曼帝國的過渡時代是一個新舊結合的時代，在議題、規劃、聯盟、衝突和解決方案上有著豐富可能，只是有許多半途而廢。同時，參與奧斯曼帝國轉型的行動者們具有多樣性，個體、家庭和集體行動者都有其議題、打算和改變現狀的能力。
也就是說，「這並不是新與舊、國家與人民、精英與群眾、中心與邊緣、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各自作為鐵板一塊的集團之間的鬥爭。相反，在混亂的政治景觀中，各種群體和利益集團之間出現了許多鬥爭和聯盟。」 阿里·亞伊哲奧盧所要檢視的，則是政治行動的模式、聯盟的成立與瓦解、確立和失去權力的形式、輿論的表達，以及秩序如何維護、協議如何達成。
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框架非常獨特，有著顯著的多元性。奧斯曼蘇丹在不同領地和維度上的身份角色略有差異，既是世俗皇帝，也是宗教領袖。此外，它主要依託派往各行省的總督實施統治，這些地方勢力甚至形成了世襲。這種「外省勢力」不但強大，而且會對帝國危機導致的貿易不暢非常敏感。
在奧斯曼帝國掌握著極大權力的近衛軍，則被視為一個矛盾體。作為蘇丹組建的奴隸軍隊的核心力量，近衛軍慢慢失去了純粹的軍事性，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軍事-政治集團。它掌控著各個地區的經濟，也是行會組織甚至工會的同盟者，在農村經濟中也占據重要地位。它是反對改革的最大力量，但並不是單純的守舊者，書中提到一個細節，近衛軍在伊斯坦堡擁有許多咖啡館，而在土耳其歷史上，咖啡館以「反對派的聚集地」而聞名。換言之，近衛軍其實保護了自己的反對者。
書中寫道：
「政權壓制或籠絡反對派的方式形形色色。在應對軍事變革帶來的挑戰方面，英國可能是最成功的、它藉助了議會的稅收政治和新的內貸手段。但英國的方式在美洲遭遇了失敗。突然爆發的美國革命，屬於英國君主制改革規劃在帝國範圍內引發的反抗。」
而且，在當時，「對改革的反對，以及中央治理不善，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伊朗就是個例子，薩法維王朝的統治在18 世紀初崩潰。1789年的法國則是另一個大家更熟悉的政權崩潰的例子。也正是在這個全球框架中，奧斯曼帝國啟動了財政和社會成分在內的改革。結果卻是各種反對力量圍繞著近衛軍，對改革進行阻撓。
這場拉鋸戰一直持續到19世紀，雖然經歷了各種危機，但帝國並未崩潰。近衛軍無力維持一個更大的聯盟，馬哈茂德二世則花了18年完成了新秩序旨在實現的目標。1826年，近衛軍團被廢除，在伊斯坦堡民眾的參與下，數千名近衛軍成員被馬哈茂德二世的民兵殘殺。
不過與此同時，「與外省顯要的夥伴關係曾在《同盟誓約》中達到頂點，但借這一關係來創立一個顯要秩序的方案最終也失去了可能，從1809年開始，馬哈茂德二世採取措施，剷除、鎮壓或安撫強大的外省王朝。」
《同盟誓約》基於奧斯曼帝國的管轄形式而產生的。在帝國無法直接管轄的區域，外地顯要的自主權極大，奧斯曼帝國希望的是將這種地方自治規範化和制度化。也就是說，《同盟誓約》的主旨是互相尊重對方在地方上的世襲權利，免於朝廷任意的沒收，馬哈茂德二世也曾誓言支持，這份文件被後世視為奧斯曼憲制的先聲，儘管它最終變成一紙空文。
阿里·亞伊哲奧盧則認為，馬哈茂德二世及其代表的中央集權改革模式並非必然，奧斯曼其實有著其他群體主導的改革可能，即地方顯貴的主導，但這個看起來似乎更好的選擇，缺少在當時惡劣環境下的生命力。
儘管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接收了來自西歐國家的思想和文化成果，並出現了局部的啟蒙運動，許多知識分子也意識到必須引入新興經濟學理論，解決帝國的財政危機並加速工業化進程，但很顯然，作為一個前現代國家，一個習慣行省統治的政治體，面對新的世界，顯得無所適從。《同盟誓約》確實有著可貴的一面，但它並未實現奧斯曼帝國的初衷——制定一個憲法文本。原因很簡單，奧斯曼帝國的體制與這一切並不匹配。
就像書中所寫的那樣，「奧斯曼帝國永遠失去了將諸民族和民族主義涵括在帝國身體之內的能力。」儘管並非所有人都樂見奧斯曼帝國的崩潰，但它還是在一戰後解體。
書名：《帝國的夥伴：革命年代奧斯曼帝國的秩序危機》
作者：[土耳其]阿里·亞伊哲奧盧
譯者：宋寧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