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考古研究院發布重大成果，在西城區和豐臺區一帶，發現目前所見最大的金代「官式建築組群」，即大定年間賜額的「大覺寺」，出土了玉冊（帝王祭祀告天冊書，玉石製成；一說是諡冊，即刻有為帝後上諡詔書的簡冊）、瓷器、瓦當、銅印、琉璃瓦件等，並在附近找到陶塑關公像殘件。
對於金代，一般印象是篤信薩滿，宋人徐夢莘在《三朝北盟會編》中稱：「其疾病則無醫藥，尚巫祝，病則巫者殺豬狗以攘之。或車載病人之深山谷以避之。其死亡，則以刃剺（音如厘，意為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對於佛教，金代的關注度似遠不如遼代，故稱「遼以釋廢，金以儒亡」。
學者於傑、於光度在《金中都》一書中寫道：「在金中都時期佛教亦甚興盛，但其規模未能超越遼南京時期。」「中都城佛寺雖多，其中大多數是唐、遼所建，金代所建極少。從這點也可反映出金王朝對佛教的態度。」
金代木雕彩繪觀音像頭 故宮博物院藏
「大覺寺」遺址的發現，或可修正「金代不崇佛」的誤會。早在金源時期，金人已崇佛，到金代中後期，佛教的影響力或大於其他宗教，但《金中都》所言有理，金代最高統治者對佛教一邊崇敬，一邊設限，且對不同信仰兼收並蓄，態度較理性。
「大覺寺」遺址猶如打開一道時光之門，刷新了我們對金中都的認識。
靈驗只是一個傳說
金初重薩滿，它更適合當時「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的生活。
一方面，詛咒敵手。即：「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乃係刃於杖端，與眾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淒婉，若蒿里之音（送葬的輓歌）。既而以刃畫地，劫取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
另一方面，解決疑難大事。據《金史》，金昭祖完顏石魯（完顏阿骨打的太爺爺，追封為皇帝）無子，求「能道神語，甚驗」的巫師，巫師稱：「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廼（通乃）。」果然生了烏古廼，即完顏阿骨打的爺爺。
這種「靈驗」來自「運氣＋心理作用」，金代統治者予以利用。
金景祖完顏劾里缽（完顏阿骨打的父親）「每與敵戰，嘗以夢寐卜其勝負」，曾不穿盔甲「突入敵陣」，以示有「神靈護佑」，果然大勝。完顏阿骨打在對遼戰爭時，一次遇「火光正圓，自空而墜」，連稱上天相助，「將士莫不喜躍」。海陵王欲南征，謊稱：「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結果慘敗被殺。
金章宗時，這一套已吃不開。一次，京城久不雨，阿魯不說：「夢見白頭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音如樹，意為雨潤萬物）足。」3天後未靈驗，被下獄治罪。
佛教受重視 因統治需要
其實，金人建國不久，高層對薩滿已不太當回事。
據學者王孝華、高少宇鉤沉，名將完顏希尹是薩滿（薩滿指智者、先知，不都是神婆），他「深識軍謀，常自比於諸葛」，創造了女真文字。據說母親懷他30個月始生，他眼睛發黃，晚上能放光，狀如猛虎。完顏希尹出身宗室、戰功赫赫，卻因金熙宗疑心他「心在無君，言尤無道」，藉口完顏希尹未能解決金熙宗無後的問題（薩滿職責之一），竟將其賜死。
不過，金代高層保留了部分薩滿文化。
比如世婚制，據學者李忠芝鉤沉，金朝共9位皇帝，除金宣宗的王皇后，其餘8位皆出自世婚家族（即徒單、蒲察、唐括、烏林答、裴滿五姓），婚姻狀況明確的金代公主共53人，51人嫁入世婚家族，僅海陵一女下嫁奚人蕭玉之子，及衛紹王的歧國公主嫁給成吉思汗。
再如金代重祭天，據學者富育光、孟慧英鉤沉，金世宗曾下詔：「國莫大於祀，祀莫大於天，振古所行，舊章咸在。」每年重五在鞠場（古代足球場）、中元在內殿、重九在都城外，皆行拜天禮，遇日食、月食、旱災等必辦大祭。
隨著統治範圍擴大、局面日漸複雜，金代需要一種儀式感更繁複莊重、解釋體系更完整的宗教，佛教因而受重視。
《金史》稱：「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麗不肯從。」說明先民中已有人信佛。完顏函普本人，唐代時因亡國而出逃，據考古發現，渤海國上京城（史稱忽汗城，今屬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至少有10座以上的佛寺。
金世宗最「大方」
金人崇佛，可能也受來燕地經商的回鶻人影響，他們「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刲音虧，意為割，即刲羊祀神），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
金太宗吳乞買已傾向佛教。一次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認為是「佛陀變現」，「歡喜讚嘆，為作福田以應之」。天會十三年（1135年）正旦，長期癱瘓的吳乞買請人扶著上朝，「忽見東方一佛，隨日而出，未幾，殂於明德宮，時年六十一」。
據學者王德朋鉤沉，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年），皇子濟安降生，洪皓在《松漠紀聞》中記：「（金熙宗）令燕雲汴三台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髮。」據說「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超過30萬人，有文獻稱「普度僧尼百萬」。正因這次大赦，讓被扣15年的洪皓回歸南宋。
然而，濟安未滿周歲便患病，「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濟安不久去世，金熙宗「命工塑其像於儲慶寺，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
海陵王暗殺金熙宗後上位，給寺廟的賞賜大增，「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匹、彩五十段、銀五百兩」。後來的金世宗更豪橫，大定二年（1162年），「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賜錢二萬，沃田二十頃」。
據學者張洪玲鉤沉，金世宗給寺廟的賞賜最多，因他的母親李氏即通慧圓明大師。金睿宗去世後，「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李氏為照顧年幼的金世宗，不願再嫁，遂出家為尼。
有熱度但被限制
《大金國志》稱：「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舍男女為僧尼。」此時熱度已不亞於遼代，但金代從未大撒把。
以海陵王為例，他發現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亦屬宰相）張暉見高僧法寶，必坐下座，大怒：「佛者本一小國王子……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將二人各杖二十，杖法寶二百。
據《金中都》一書鉤沉，賞賜最多的金世宗則表示：「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他多次下令限制佛寺，稱：「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禁民間無得創興寺觀。」
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令：「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同年，知大興府（即金中都）事的名臣王翛（音如消）聽說「僧徒多游貴戚門」，令「僧午後不得出寺」。某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求情，王翛說：「奉主命，這就放了他。」立刻打了僧人100杖，將他打死，「自是，京輦肅清」。
金朝統治者也反對極端行為。公元4世紀起，「焚身供養」開始流行，被視為「於諸施中，最尊最上」。據學者王德朋鉤沉，到「公元5世紀，自焚成了一種可怕的時尚」，《高僧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等便記31例，遼金仍有，金代高僧金燭打算「起築壇場，欲構寶塔一十九座，焚此身以供養之」，被金代地方官發現，「輒阻其事」。
金認為遼代亡於崇佛，觀點未必正確，但因此處處小心，避免過激行為。
還有一本經濟帳
金代佛教不過熱，還有一個原因——重視經濟帳。
學者張洪玲在《金代僧人群體研究》中鉤沉，當時寺廟多「二稅戶」，即「遼人……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政府稅收受損。金世宗時，多次下詔放免「二稅戶」。
遼金大寺多參與典當業，據《松漠紀聞》，僅延壽院便有「質坊二十八所」，致「昔有為僧者，往往指射佛宇，誑誘世財而乾沒者有之，市膏腴之田為子孫之計者有之，舉息與人而獲厚利者有之」。
社會出現食利階層，不利於發展生產力。金代應對方法是：
首先，限制寺廟數量。不經官方「賜額」，即可拆毀。「賜額」需「投狀納緡」，馮大北先生據《行香院碑》等碑刻，提出：在金代，納100貫才得「院額」，納300貫得「寺額」。
其次，控制僧眾數量。金章宗時，「敕僧、道三年一試」，80人僅取1人。
其三，僧人不免稅。唐初，僧人可免稅，不服徭役，兩稅法後，類似權力被剝奪，從金代寺廟石碑看，僧人不僅交稅，還要交「物力錢」，以代徭役。
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下令：「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因中原缺貴金屬，商品經濟一發展，銅錢便不足，為補缺口，唐朝曾幾次「滅佛」，熔銅佛制銅錢，乃至收繳民間銅鏡。
金世宗則「惟神佛像、鍾、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只收存，不銷毀，達到不讓人們迷戀於此、浪費銅資源的目的即可。相關窖藏已在遼寧彰武縣出土，證明金代重經濟帳，但相對理性，行事留餘地。
為何會有關公像？
此次出土文物中，有關公像殘件。關公被道教列神祇，明清較普及，為何與大覺寺也相關？大安寺本是古井，遼代建義井精舍，金代擴建為大覺寺。傳統寺廟中，天王殿中供奉的護法伽藍菩薩是韋陀，也有很多是關公。
唐代關公廟少，北宋時，篤信道教的宋真宗令廣建關公廟。南宋時，宋高宗為凸顯半壁江山的正統性，尊崇古代曾對抗北方的將領，關公被封為「壯繆義勇武安王」，成了戰神。唐人稱讚關公，只提神勇和義氣，南宋轉向抵抗外侮，後人以對聯概括此轉變：
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
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
關公與岳飛並論，則金人為何推崇關公？大覺寺的殘件或許能印證，金代較寬容，皇家寺廟亦少避諱。
金代是關公形象變化的關鍵期，目前所見較早的關公像是金代版畫《武安王像》，收藏在俄羅斯，包括此次出土殘件，關公均「五綹長髯」。日本學者渡邊義浩稱，「五綹長髯」本是「三綹長髯」，原長在五胡十六國前趙開國者劉淵臉上，長三尺有餘，被贊為「英雄相」。關公被封神後，劉淵的鬍子也被嫁接了過來，還多送兩綹。
《武安王像》上，關公周圍有5個衛士，身後一人持大劍，或是周倉原型，與其他人沒區別。到了明代，周倉改持刀，一個版本是大鬍子，一個版本僅下巴有鬍子。清代時，前者成標準像。
到了元代，郝經稱：「其（指關公）英靈遍天下……而燕趙荊楚為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在關公形象變遷史上，大安寺也留下了證據。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