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莒縣，西面二十里有浮來山，沿山道一路向前，不遠處道旁可見有「劉勰故居」字樣的文保碑，沿此繼續前行不遠，右手石階上，儒雅別致的一排房舍，就是著名的省級文保單位莒縣定林寺。
一座並不多大的寺院，也沒有傳統佛教規制的建築格局，唯一可圈談的是院內一株歷經四千年滄桑的銀杏樹。這裡還是傳聞中南北朝著名的文論家、學者劉勰的隱居撰述處。
實際上，國內與劉勰有關的定林寺有兩座，一座在莒縣浮來山，另一座在南京紫金山。問題是，劉勰抄經和創作《文心雕龍》的地點，是在莒縣「定林寺」還是南京的鐘山「定林寺」？
有學者認為，劉勰的家鄉雖然是莒縣東莞村，但實際上他早期與佛寺的生活、校經等，應當還是在南京的「上定林寺」。實際上，唐代學者在修撰《梁書》的時候，已經有了這樣的看法，認為雖然莒縣有一座定林寺，卻「非彥和（劉勰字）校經之定林也」，直接否定了劉勰在莒縣從事佛教活動的可能性。
恢復劉勰故居，莒縣定林寺的努力
無論南、北定林寺，可以肯定一點，定林寺是古代著名文論家、南北朝的劉勰隱居校經和撰寫《文心雕龍》的地方。
按照這一歷史傳聞，上世紀八十年代莒縣當地政府即著手對浮來山定林寺進行整修，在寺中的藏經樓中修建「劉勰紀念堂」， 門額上鐫刻的「校經樓」三字，是郭沫若於1962年所題寫，樓內陳列劉勰坐像、生平事跡，展示了部分《文心雕龍》各時代的版本。
據說，劉勰家境貧窮，年輕時寄居此地讀書研學十一年之久，學業有成回到京師供職的時候，「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制文」。寺院中有碑刻也出自他的手筆，比如寺中「象山樹」篆字碑刻，留有「隱士慧地題」款，據傳慧地即是劉勰奉梁武帝之名出家為僧的法號。《文心雕龍》是歸隱定林寺之後，為文學創作正本清源歷時三年的心血結晶。
最值得一看的，還有寺中高聳入雲的銀杏樹，古人有詩云「十畝蔭森更生寒，秦松漢柏莫論年」，據考樹齡超過四千年。據《左傳》載，魯隱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會盟儀式就在這棵樹下，見證了莒國與魯國修好結盟「大樹龍盤會魯侯」的往事。彼時銀杏樹已稱為「大樹」，可見當時也屬古樹之列。當年劉勰經常在樹蔭下寫作《文心雕龍》和翻譯佛經。定林寺內「三教堂」院內，還有棵兩千年以上樹齡的銀杏，毀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未知確實。
天監年間，劉勰受到梁政權武帝的詔令，離開了定林寺到建康從政，歷任東宮通事舍人、太史令等職務。晚年，他向梁武帝蕭衍請命，重返定林寺並出家為僧，法號慧地，晚年圓寂於寺中。
基於這些歷史往事，1962年郭沫若除了為藏經樓題寫匾額外，還為寺中涼亭題寫「文心亭」名款，與《文心雕龍》相照應，而《日照縣誌》史料記載，古文心亭即傳說收藏《文心雕龍》原作的地方。
劉勰故地在南京定林寺更靠譜
根據《梁書·劉勰傳》的記載，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父親陳尚是朝廷的官員，做過「越騎校尉」，掌宿衛兵，俸祿二千石，與郡守同級。兄長是南朝宋政權時任司空劉秀。到劉勰的時候，劉氏家族南遷已經四代，僑居京口（江蘇鎮江），劉勰雖然祖籍莒縣，出生卻在南方，作為南朝第一個政權，「宋」立國都城在建康（今南京），這裡也是劉勰兄長劉秀做官的地方。作為同一家族，劉勰的生活不太可能遠離族人獨自回到北方生活。
劉勰早年即為孤兒，家境轉貧，他自幼好學，放棄了人生常路，轉而依附到沙門僧祐的身邊，史載劉勰「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他在定林寺中，與大德僧祐生活了十餘年，對於佛教經典的理解非常深刻，後來參與了寺中經卷的抄錄工作，作為得力助手，僧祐主持編訂的《三藏記》、《弘明集》等，都是由劉勰編輯作序。梁代的定林寺中所有經藏也都是經過劉勰校對完成的。
相傳，劉勰在而立之年，曾經夢見自己手執丹漆禮器，跟隨孔子南行。能夠夢到與聖王先賢同行，這在古代無疑是很吉祥的瑞兆。實際上，他在《文心雕龍》中「文載道，詩言志」的主張，強調以思想內容為主，實現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的文學理論，確實開創了文學創作的新境界。
劉勰的從政履歷起始，史載為「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天監」是南朝梁武帝蕭衍的年號，自502年至519年止，前後十七年，劉勰此時接受了朝廷的虛職頭銜「奉朝請」，除此之外，他兼職為時任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的記室，負責處理王府的章表書記文檄等事，大約相當於今天的王府秘書長。不久升為車騎倉曹參軍一職。後來還擔任過太末縣令，據說官聲政績都很好。劉勰的政途最高時，還做過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績的記室，兼任東宮通事舍人。
南北朝時期政權割據兵禍不斷，彼時莒縣處於北朝北魏政權的控制之下，作為南朝梁政權的官員，劉勰跑到敵對國家的北魏境內寺院中，校對經典著書立說，可能性不大。更何況，劉勰後期在佛寺的抄經、著述活動，乃至更後面的出家為僧，都是得到梁武帝批准的。且不說「南朝四百八十寺」，梁代佛寺眾多，甚至佛教寺院以「蕭寺」代稱，盡可容得下劉勰的理想抱負，單說皇帝批准自己的大臣到敵國寺院出家，似乎也說不過去。
劉勰依附僧門的真正原因
《梁書·劉勰傳》記載，劉勰早孤，「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其實家貧並非劉勰選擇釋門的原因。作為曾經的仕宦家族，劉勰的父親、兄弟都是朝廷大臣，即便家道中落，猶能「篤志好學」，只是說明他的境況不及當初盛時，卻還不到娶不起媳婦的地步。實際上隱含著劉勰想要通過依附沙門僧祐重振家族的隠意。
南朝崇尚佛教，僧人佛寺眾多，劉勰選擇僧祐是有原因的。僧祐在齊梁時代的宗教界、政界均有相當的影響力，這位大德與當時政治名流關係密切，聲望極高，許多有名望的僧眾都以師禮侍奉僧祐，並且他還是許多皇親貴胄的佛門老師。劉勰選擇僧祐，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決定。
此外，劉勰寄居的鐘山定林寺，也不是一般普通寺院。南京定林寺素有上、下兩寺之稱，劉勰居住的是上定林寺。定林下寺的開創者是克什米爾僧人曇摩密多，漢名法秀，元嘉十年（433）止於定林下寺，後來不滿意寺址「臨澗地側」，在兩年後的元嘉十二年（435）營建定林上寺，而後下寺逐漸荒廢，也有一種說法，下寺就是如今的南京雞鳴寺。
劉勰來到定林上寺時，又是五十年之後的事情了，此時的定林上寺已經是南朝名剎，佛教活動的中心，香火鼎盛一時。由於這些原因，劉勰才選擇通過依附高僧名寺的方式，為自己尋找可以依靠的靠山，實現自己的大志抱負。
當然，劉勰本身的才華橫溢，也的確獲得了僧祐的認可。當十一年的等待過後，劉勰在僧祐的指點下，已經對佛學心有所成，然而他嚮往的機會卻一直沒有等到。所以劉勰「獨善以垂文」，終於完成了一代文論名著《文心雕龍》。
劉勰故居，南北兩座定林寺
實際上，直至明代碑刻中，包括現存的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萬曆七年（1579）、萬曆三十五年（1607）的《重修定林寺記》碑碣中，也都還沒有關於劉勰與莒縣定林寺相關的記載，都沒有劉勰在莒縣定林寺校經的記載。
首次出現「浮來山定林寺即劉勰校經處」的結論，已經是清晚期的同治十三年（1874）莒縣定林寺的《重修浮來山定林寺碑記》中。而歷代對劉勰的活動年譜進行總結時，也沒有劉勰在莒縣活動的跡象。
另一個存疑的地方是，劉勰早年依附的沙門僧人，是時任定林寺主持的僧祐，這位僧人是南朝齊梁時期的著名高僧，也是律學大師，人稱「大學僧」，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尤其佛學修為很深。
據史載，僧祐在南朝齊政權武帝永明時期，僧祐奉朝廷敕命進入吳地，他把所有善信布施所得的財物，全部用來修造定林寺，「悉以治定林，建擴及修繕諸寺」，在此基礎上豐富和充實寺院經藏，「造立經藏，搜校捲軸」。
從以上記載可以推知，作為劉勰的佛教導師，僧祐的主要活動區域都在南方吳地，他住錫的定林寺，只可能是南方的定林寺，而不是北方的定林寺。劉勰從學於僧祐，也只能去南方的定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