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現實決定了封建之路
那麼如果不是這種奇特的兒子分家產制度，法蘭克帝國可以統一大部分歐洲麼？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根據當時後來的演進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分裂依舊是大概率的事件。如前所述，古羅馬的廢墟上遍布著數量眾多的民族和部落，他們互相之間文化和語言都不相同，認同感有限，想要納入一個帝國，只能是通過血與火的鬥爭。但是短暫的壓服不等於長治久安、天下歸心，獨立的種子不會輕易枯萎，我們看到，直到現在英國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地區，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地區，丹麥的格陵蘭等地區都還在繼續追求著獨立，這還是在大家已經共同在現代文明社會秩序下融合了幾個世紀的情況，在中世紀各地區的反抗只會更激烈。
比如查理曼向東征服現在德國境內的薩克森地區，就經歷了前後32年漫長的征服和反抗的拉鋸戰才最終結束，幾乎伴隨著查理曼大帝的整個帝王生涯，由此可見想完成一次這樣對大面積區域的征服需要怎樣的代價和毅力。在歐洲古代，很少出現有這樣強盛國力的同時又有睿智神武的君王持續穩定的堅持對外征服的機會，尤其當後來歐洲政治格局趨於穩定後，均勢的理念開始植根於歐洲各國統治者的心裡，任何一個過分強大並試圖永久改變傳統邊界的強國都可能遭受其它強國的聯合制衡。這也正是法國雖然基礎條件優越並有多個好大喜功或者英明神武的帝王試圖擴大法國優勢但卻最終一無所獲的重要原因。
歐洲中世紀的演進如果我們找兩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大概一個是宗教，一個是封建，關於基督教的影響我們後面再說，先說說封建這個問題。我們看古代歷史，都會注意到一個很醒目的問題：這個國家以什麼模式來構建？在古代人類的通信和交通手段都很低效，那麼如何統治一個地域廣袤的國家就始終是一個不存在完美答案的題目，不同的模式都是有優點有弊端，搞懂每一個大國的國體選擇背後的邏輯，就能更透徹地理解那個時代。
▲這幅畫體現了中世紀封建制的幾個要素——領主、農奴、采邑
比如中國在從周到漢的近千年歷史里，一直採取封建模式就是歷史的必然。西周原先只是商朝統治下的一個偏僻地區的落後勢力，它是在聯合了各地部落的力量後共同擊敗商朝統治者，此時立即就將原先商朝廣大勢力範圍內的諸多部落，全部整合到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內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分封列國成為最現實的國家統治模式。而經過春秋到戰國幾百年的戰爭，小國不斷被兼併，直到形成7個大國，這本質就是一個中華民族逐漸整合的過程，那麼最終再由其中最強的一個國家完成統一，看似已經可以大一統了，但實際上時機依舊不成熟。
▲秦始皇看似已經可以大一統了
山東6國的殘存貴族具有的能量還很大，帝國內部的百姓對帝國的認同也很淡漠，因此陳勝吳廣的大旗一舉，整個山東地區就都沸騰起來。而即使經過了這又一場戰爭的洗滌和重塑，劉邦得了天下後依舊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各地各階層以及各個部下為什麼要聽我的？承認了我的皇權地位後，又基於什麼承認我的後代的皇權的神聖性？ 我們之前一再提到的權威—信仰結構，在漢代還沒有真正有效的建立起來，那麼不管是各個地方的離心傾向，還是宮廷內部外戚的奪權威脅，都是現有的皇權無法妥善解決的。因此劉邦仍然不得不採取了分封模式，將姓劉的宗室分封到各地，從而對中央皇權形成拱衛之勢，嚇阻住虎視眈眈的權臣和外戚。但是七王之亂說明了這些有血緣紐帶的諸侯也不是完全可靠，深感尾大不掉的漢武帝就以推恩令讓諸侯們自覺自愿地給兒孫們分封疆土，封地越分越小當然就沒能力造反了。 可隨後當王莽篡權時，整個帝國內卻又沒有了任何一個劉姓子孫有反抗能力，雖然都說人心思漢但大家依舊只能眼睜睜看著之前裝清高的王莽竊取中樞權力後就號令四方勢不可擋。這個歷史經驗顯然被後人汲取，靠篡權登基的司馬家掌控了西晉後，就又一次分封司馬家的宗室遍布帝國，為的自然是有危難時拱衛皇權，但可惜很快就來了比西漢時更猛的「八王之亂」，敲響了帝國的喪鐘，同時也將北中國的漢人社會一起帶入了血與火之中。
可見，中國的歷史絕非有些人說的長期停滯而只是更換朝代，事實上每個朝代都在探索，尋找一個可以統治大帝國的方法。在儒家壟斷思想並以科舉制壟斷權力之前，確實也沒有什麼萬全之策，血緣關係始終是家族內部再不齊心，也比王權落到外人手裡好，此後直到唐初打天下時，依舊是以宗室領兵為主流，只不過不再搞分封，而且終於開始徹底的搞大一統的中央帝國。不過為了維持皇權的穩定和安全，開始施行嚴格的立儲的制度，也就是早早確立太子，並對其進行培養，打造其政治體系，從而實現皇權的平穩過渡，但是這樣的弊端就是太子作為下一代統治者，權柄過重就會壓倒現任皇帝，於是對太子集團的打壓就成了唐代的一個頻繁上演的戲碼……
▲公元756年，法蘭克王國國王丕平把羅馬城及
所以可以說直到唐代，問題依舊沒有解決。中國人遇到的問題，西方人一樣會遇到，但是歷史源流的不同，讓東西方的軌跡截然不同，
古羅馬是個異數，它的解決方法別的國家無法模仿，因為其立國之初就依託主體民族板塊逐步形成了一個有著高度政治共識的公民階層，有了這個階層，就以辯論和選舉的模式形成其統治者階層，其權力有足夠的合法性，因此在共和國時期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採用血緣關係來確定統治者。而到了帝國時期，羅馬採用的由義大利半島的羅馬人為核心，向外部控制行省，再外圍控制附屬國的體系也保持了足夠的統治靈活性。而在西羅馬滅亡後，蠻族建立的國家自然和古羅馬的政治經驗毫無瓜葛，同時也不可能有什麼儒家學術可以參考和推行，其就像在一張白紙上開始編程，國家到底該如何才能保證內部的穩定和對外的強力呢？
通過比對這種方式，我們不得不承認對於歐洲這些中世紀國家來說，分封土地確實是最好的選擇之一。我們知道，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其牢固而不易損毀，可以承載人口並形成經濟產出，自古以來就是最核心的財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主要是搶奪土地和人口，因此在沒有足夠的社會條件塑造穩固的統治合法性的時候，依託土地建立權力的金字塔就成為最現實的路子。
在法蘭克王國的早期，國王為了籠絡臣下為他的戰爭出錢出力，都是以賞賜土地的方式，但是這種賞賜形成的感恩是一次性的，而對國王的財力國力的損失則是永久性的，顯然不是長久之計。因此查理馬特所推行的封建采邑制就現實出很大的優越性。這個制度首先是確立一個全社會認可的規則，就是領主賞賜給誰土地，得到土地的人就向這個領主效忠，而且這個賞賜和效忠是有很強的針對性，比如一個領主從過往那裡得到土地自然是向國王效忠，而這個領主賞賜給自己的下屬土地，下屬就向領主效忠，而且這個效忠並不直接指向國王。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層層間接的服從和服務關係，國王發出了戰爭動員令，接到徵召的封建領主就要徵召自己分封的下屬提供戰士，戰馬和物資。這種模式可以在動員效率上大大提升了，因為這本質就是把分封出去的大小土地變成了大小私營企業，這和名義為皇權所有但實際上由派駐的官僚掌控還是有區別的。我們在東方可以看到，以私有田產支撐的府兵制可以提供出裝備精良的府兵，而明代國家屯墾土地上農奴一樣的兵戶的落魄無能，就可以看出不同制度下的區域內財富向軍事能力動員的效果差別。一個封建領主必然會仔細維持自己土地上農民的生產和建設保有騎兵、弓箭手等武裝力量的平衡，既不竭澤而漁，又儘量好鋼用在刀刃上。
▲高盧部落首領維欽托利向凱撒投降
當然，分封的弊端誰都看的出來，畢竟是形成了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在規定的義務之外，哪怕是國王到了他臣下的封地上也只能算客人，這在東方社會裡顯然是不可接受的狀態。但在西歐的歷史演進下，這一套遊戲規則被全社會接受，那麼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特色運轉下去。
查理馬特搞成了封建采邑制，確立了基本穩固的王國基礎，他的更有名的兒子「矮子」丕平順勢建立加洛林王朝，然後在另一個也就是意識形態問題上夯實統治的基礎，在當時這當然主要是宗教信仰問題。
我們知道，基督教早在君士坦丁大帝時候就被立為國教，之後在羅馬範圍內廣泛傳播，成為了世俗權力之外的第二個層面的權力，到了中世紀那種混亂局面，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是任何一個統治者都無法迴避的。而丕平通過入侵義大利然後把奪取的部分土地進獻給教皇而讓教皇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根據地，這被稱為丕平獻土，通過這個行動，法蘭克得以和神權結盟，從而以日耳曼蠻族的武力和基督教的宗教意識形態力量實現了一次結合，共同打造了歐洲中世紀演化的一根主軸，同時給法蘭克的王權增加了神聖性。因為古羅馬帝國時期已經以基督教為國教，教廷又在羅馬，因此它就有權力去宣布誰是羅馬皇帝的繼承者，而羅馬的千年輝煌歷史讓整個歐洲都長期對其保持著仰慕，因此羅馬皇帝這個稱號並非毫無意義。我們從東羅馬滅亡君士坦丁堡陷落後俄羅斯立即迎娶了東羅馬末代公主並自封為第三羅馬帝國就可見這種稱號的誘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