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沃德與塞蘭坡印刷所
1804年，塞蘭坡差會向浸禮會正式提出了聖經翻譯計劃，準備將整本聖經或節選部分經卷翻譯成東方的各種語言。
1796年11月16日，凱瑞致信富勒時，表達了希望儘快印刷出版他翻譯的孟加拉語聖經的願望。由於當時在加爾各答進行印刷的費用奇高，他建議浸禮會從英國購買印刷機、鉛字，並選派一位認真負貴的印刷技師作為浸禮會傳教士加入塞蘭坡差會。
他特別提到，「在離開英國前，我曾在德比遇到過這樣一位技師。」如果說凱瑞遇見沃德是機緣巧合，那麼凱瑞受浸禮會邀請來到印度塞蘭坡成為一名傳教士，是出於與凱瑞那次偶遇的回應，也是對聖經翻譯出版之需要的回應。
沃德在印刷技術方面的才能和認真嚴謹的態度可以說是根據凱瑞的期待量身定做的。在英國期間，沃德曾師從一位印刷技師，不僅掌握了印刷技術，並且在信仰上極為虔誠。與其說沃德赴印度是出於某種神靈的感動，還不如說是他自己對這個事業的追求。當沃德抵達塞蘭坡時,凱瑞不僅完成了孟加拉語聖經翻譯，還為建立印刷所做好了必要準備。
1798年，凱瑞先是聽說加爾各答將會成立一個鉛字(type)作坊，印度有一位技師能夠刻字范(punch)，但是這個項目並不成功。後來，他又得知一個木製印刷機準備出售。烏德里先生立刻以40英鎊的價格買來送給差會。
除了沃德負責印刷所的管理和運營，差會印刷所還迫切需要活字刻工。當時，印度最好的刻工是查爾斯·威爾金斯，他在1778年手刻了字范，鑄造了孟加拉語活字，出版了第一本孟加拉語語法書。
受塞蘭坡的邀請，威爾金斯在塞蘭坡印刷所向一名印度本地鐵匠傳授刻字范的手藝。這位幸運的印度鐵匠名叫潘查楠·卡馬可用，而他本人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前往塞蘭坡，當時凱瑞正好為他的梵語字典尋找活字刻工發愁。
經過威爾金斯的教導」，潘查楠於1803年加入塞蘭坡印刷所。為此，1803年，塞蘭坡差會在天城文字整套活字(fount)取得了巨大進展。所謂天城文，又稱「天城體」，是一種元音附標文字，常用於印度教，印度佛敦、及尼泊爾佛教，是眾多的婆羅米系列字母中流傳最為廣泛最為強勢的字母，用來拼寫印地語、梵語、尼泊爾語等語言。
塞蘭坡差會鑄造的天誠文活字也是印度第一次鑄刻天誠文整套活字。整套天城文字需要700個字范，大部分都是在1803年初完成的。為加快進度，塞蘭坡差會建議潘查楠聘用莫洛哈爾·卡馬可作為助手。他把自己精湛的技藝又傳授給了卡馬可，卡馬可很快成為鑄造和雕刻字模的高手，鑄刻技藝可以和歐洲刻工媲美。
後來卡馬可成了潘查楠的女婿，在塞蘭坡印刷所工作四十年。他的技師團隊能夠自己預備印刷所的活字套件，完全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他們通過嘗試，不斷製造出更加小巧、精緻的整套活字，最主要的包括天誠文、孟加拉語、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其他聖經譯本語言。
此後，他們不僅改進很多文字的鉛活字，而且還鑄造出了包括第一套中文鉛活字在內的多種語文字范。這些活字字范、鉛活字在1812年塞蘭坡印刷所的大火中倖免,為印刷所在六個月內恢復印刷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直到1860年,塞蘭坡一直都是「東方語言文字最重要的鑄字場」。除了印刷機、刻工、印刷工，印刷所還需要紙張。當時，印度的紙張主要從歐洲進口，因為印度本地的造紙技術還停留在純手工製作，無論是產量還是質量都無法滿足機器印刷的需求。
在塞蘭坡差會建立造紙廠前，最早有意開辦造紙廠的是特巴奎爾的契根巴格，但是最終是否成果,知之甚少,亦尚無定論。」在十八世紀末,東印度公司有意開展印刷業務，但是由於印刷機、鉛活字、紙張、印墨均需進口，且價格不菲，進展緩慢。
為此，當塞蘭坡差會準備大規模印刷聖經和相關宣傳小冊子時，凱瑞和沃德了解到節約經費是必需的，否則聖經翻譯和印刷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804年，凱瑞曾致信浸禮會總部，希望總部能夠差派一名造紙工人傳教士，未能成功。此後，凱瑞決定聘用印度本地的技工，開展造紙工作。
不過，塞蘭坡差會早期的努力都不是很成功，一方面是因為造紙作坊需要巨大的人力，另一方面印度原來的造紙工藝生產的紙張粗糙且容易滋生蛀蟲，侵蝕書籍。
為此，塞蘭坡差會不得不改良了造紙工藝，雖不能與英國紙張媲美，卻因極低的造紙成本，在1815年至1818年大規模擴大教育機構時發揮了作用，使本地學生能夠獲得學習用書等。
1820年，在威廉·瓊斯「的幫助和建議下，造紙廠成功引進了蒸汽機作為動力，造紙廠的生產規模和質量大大提升。塞蘭坡造紙廠也是印度最早將蒸汽機這一動力應用於造紙工藝的造紙廠。
一直到1865年，塞蘭坡造紙廠一直是印度本土最重要的造紙中心，其生產的紙張既有別於英國進口的紙張，也有別於印度本土的手工作坊的紙張。「塞蘭坡造紙廠生產的紙張不僅供應差會自身的使用，也可以出售給東印度公司等，賺取利潤。
經驗豐富的印刷工人、刻工、印刷機和廉價的印度本地造紙工藝等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使塞蘭坡印刷所的建立成為可能，也使塞蘭坡大規模翻譯的聖經和相關宣傳手冊印刷成為可能。
二、語言學習和印度譯者的參與
在《諮詢》中，凱瑞提到，「即使一個毫無語言天賦的人，只須花一二年，就能用當地鄉；吾談話，至少能夠表達我們希望他們理解的情感」。凱瑞本人從小就顯現出極好的語言天賦，人英國前往印度的航船上，凱瑞向托馬斯學習孟加拉語，抵達印度後不久，他就基本掌握了孟加拉語，並開始在托馬斯譯本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和翻譯孟加拉語聖經。
在威廉堡學院，凱瑞發現梵文是印度不少語言或方言的母系語言，掌握好梵語是打開印度多種語言的鑰匙。為此，他替心學習梵語，編撰梵語字典。實際上，凱瑞幾乎學會了北印度地區所有的語言。
當然，這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任務，他在給賴蘭的信中寫道，「儘管這些語言都共享梵語作為母系語言，具有很強的相似性，但是他們的區別也不小，就好像歐洲現代各種語言的差異，都隸屬於同一個語系，有的比較相似，但也有的差異很大，類似西班牙語和德語的差異一樣。」
為了更好地提升譯文的可讀性,提高翻譯的效率,塞蘭坡差會聘用或僱傭印度學者和印度語言教師翻譯印度各語言聖經譯本,他們也成為塞蘭坡差會聖經翻譯的重要幫助者。
凱瑞的第一個印度學者兼語言教師是拉姆·巴蘇從1793年至1796年，巴蘇一直都是凱瑞的語言教師兼助手，1796年因巴蘇的行為不檢點被解聘。不過，凱瑞對其的學識還是比較認可，後來經凱瑞舉薦，他受聘為威廉堡學院的學者。
「據悉，除了威廉堡學院聘請的有關印度學者，塞蘭坡差會就單獨聘用了30名印度學者。」塞蘭坡三傑非常清楚，歐洲人(包括傳教士)無論如何努力，也很少或不能完全掌握印度各語言文字的最精深的奧秘，使他們足以區別「不同詞語的細微差異，以及精確的表達方式。」
除了印度本地語言外，其他語言方面(如中文)，塞蘭坡差會在語言學習和翻譯過程中，也通常聘用精通該語言的教師一方面向傳教士教授東方的語言，另一方面協助翻譯或校對聖經譯本。即便如此,塞蘭坡差會的三傑仍極為謹慎地對待聖經譯本。
關於聖經翻譯,凱瑞(1806年)表示，他和馬士曼查閱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原文，沃德閱讀譯文用以校對譯文文本。雖然他不斷尋求印度最有學問的學者的幫助，但是他每次都要謹慎斷之。
在凱瑞一生中，他至少獨立編撰了孟加拉語、梵語、馬拉提語、泰盧固語、坎納爾語和旁遮普語五種語法書，足見他本人對印度多種語言學習成果及掌握程度。
正是因為凱瑞對於北印度各語言的熟悉，除馬士曼翻譯中文聖經、田伯烈翻譯印度斯坦語和波斯語聖經，菲利克斯·凱瑞翻譯緬甸語聖經外，其他塞蘭坡翻譯出版的聖經譯本幾乎都出自於凱瑞之手或與印度譯者合作翻譯」。
三、翻譯出版資金的來源
除了上述條件外，塞蘭坡差會開展大規模的聖經翻譯和印刷，充足的資金無疑是必需的。塞蘭坡差會所開展的聖經翻譯和出版的開支十分龐大，單靠塞蘭坡差會自身的經營和收入無法滿足大規模聖經翻譯的需要。
1804年，塞蘭坡差會向浸禮會提交翻譯和出版聖經的計劃時，他們寄希望於浸禮會募捐，金額約為1000英鎊。當時，富勒到英格蘭、蘇格蘭等地巡迴募捐，最終捐得1350英鎊，成為塞蘭坡差會首筆聖經翻譯和出版的資金。
這奠定了塞蘭坡差會聖經翻譯和印刷事業在英國教會的影響力。「1804年，大英聖書公會成立，並期待通過布坎南與塞蘭坡建立聯繫，期間曾受到布坎南一定的阻撓，不過，大英聖書公會最終成為塞蘭坡差會的重要支持者。
1808年，馬士曼等人起草的《致英國浸禮會的關於聖經翻譯的報告》寄給富勒。富勒在寄送給蘇格蘭附屬傳道會前，將這個報告複印了，並廣而散發。這個報告對英國各宗派的教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此，富勒曾這樣寫道，「從使徒時代以來，從沒見過這樣的事情。資金如暴風雨一樣襲來。」六周以內，富勒在英國和蘇格蘭募捐了2000英鎊。
1815年,富勒在的浸禮會回顧中表示，「浸禮會的資金分為兩個類型，一部分為差傳之用，另一部分為聖經翻譯所用。浸禮會的資金來源由常規年度捐贈費、一次性捐獻、附屬差會、大英聖書公會及其他傳道會的捐贈、各教會會眾的奉獻以及遺產捐贈組成。」
其中，浸禮會附屬傳道會(與浸禮會密切合作，依託浸禮會開展聖經翻譯和差傳等工作)在1815年就多達51個。除了通過浸禮會募捐的資金外，塞蘭坡差會還通過舉辦學校、辦造紙廠、到歐洲巡迴募捐(主要是1827年與浸禮會總部分離後)以及訂閱塞蘭坡差會出版物的費用等獲得資金支持。
根據邁爾斯的記載，塞蘭坡差會在聖經翻譯和出版方面的總收入分別是來自英國、愛爾蘭和美國的教會募捐、訂閱費、個人捐款等共計65000英鎊，大英聖書公會在1809年至1826年間的資金支持為26200英鎊以及2000令紙張(用於彌補1812年大火的損失)，以及塞蘭坡差會自籌經費5500英鎊。這還不包括他們為了在熱帶地區開展紙張生產的實驗經費以及製作整套字模的開支。
1832年之後，塞蘭坡差會曾經輝煌---時的聖經翻譯和出版已經進入尾聲。可見，從財務的角度看，塞蘭坡差會重新併入浸禮會只不過是時間問題，他們的命運也許在此刻就已經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