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奇人很多。這是因為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人們會迫於形勢做一些後人看來不太能接受的事情。就比如今天咱們這篇文章要聊的張邦昌，就是一個神人。史書中記載，他當了兩回皇帝，一回是金人擁立的，另一回是高麗人擁立的。縱觀中國歷史，估計也找不出第二個像張邦昌這樣有神奇經歷的人。不過這兩回立皇帝，確實有烏龍的地方。
一、莫須有地當皇帝
「莫須有」這三個字，咱們聽起來應該很耳熟，和名將岳飛有關。但我之前說過，這三個字其實只是一個話語體系，表明一種可能性。這裡提到張邦昌是「莫須有」當皇帝，是指他被高麗人推舉為皇帝的事情。
這件事記載於《三朝北盟會編》中。這本書是南宋史學家徐夢莘編寫的一本史書，「三朝」，指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宋高宗趙構三朝。這本書匯集了三朝有關宋金和戰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標出事目，加以編排，所以稱為「北盟會編」。作者徐夢莘，是南宋時期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並且是宋高宗時期的進士。
介紹這麼多這本史料的情況，就是想和您說明一個情況，這本史料的史學價值很高，記錄的內容很值得參考。張邦昌被高麗人推舉為皇帝，也是出自這本史料。原文是這麼說的：
「張邦昌，字彥能，元符三年以甲科累遷工部尚書，使於高麗國。適高麗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之使，權立邦昌為國王，後詔還之。」
咱們簡單說一下大概意思，就是張邦昌出使高麗國，正好趕上高麗王去世了。當時高麗人重視中國，也就是宋朝的使節，所以就先暫時推舉張邦昌為皇帝。之後應該是這活沒幹多久，就被叫回國去了。
看這個描述，是不是覺得這個事兒是有鼻子有眼兒的？雖然中間具體細節不詳，但乍一看這個故事，因果邏輯還算通暢，基本挑不出啥硬傷。
但是，如果要是細究一下，這個記錄還是很有問題的。咱們從兩個維度去說。
第一個維度，是史料記錄的維度。
歷史學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孤證不立」。一則史料很難證明這個事情是真實發生的，所以需要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類似例子證明。如果要是只有一條史料的話，那這個記錄內容大概率不是真實發生的。
張邦昌被推舉為皇帝的事情，就是一則孤證。被推薦為皇帝，這可是一件大事兒。且不說於當時的倫理道德是否相符，但至少能是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兒。但這件事兒，在當時的諸多重要史書中，比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元人所修的《宋史》中，都沒有找到相關記載。所以《三朝北盟會編》中所記載的這個事情，很可能沒有發生。
第二個維度，是史料考證的維度。
接下來，咱們就來逐句聊聊這個記錄的問題。
首先是時間。《三朝北盟會編》中提到的是元符三年（1100年），也就是宋徽宗繼位那一年。但在《宋史》和朝鮮人寫的《高麗史》中，都將時間指向了大觀三年（1109年）或者四年（1110年）。這也是宋徽宗時期的年號。中間相差了十年。如果要是說可信度，那肯定是後者在兩本史書中的記載更為可信。
而且史書中描述，張邦昌當高麗皇帝的原因，是原高麗皇帝睿宗去世了。但當時的高麗睿宗，正直鼎盛之際，就算去世時間，也是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所以說人家死了，確實有些不太合適。
其次是國際形勢。當時的高麗長期被契丹所統治，並一度與大宋斷交幾十年。自從宋神宗之後，兩國才再次「建交」。剛剛建交沒多久，皇帝死了就直接奉宋使為皇帝，這有點兒太不合邏輯了吧？而且就算真的出現問題了，契丹會放任自己的屬國在眼皮子底下搞么蛾子嗎？於情於理，都不太合適。
第三是出使情況。當時出使高麗的時候，不是張邦昌一個人，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叫王襄。而且王襄還是老大，張邦昌是副手。這一點在高麗史書中有明確記載。所以就算有當皇帝這種八百年也遇不見的差事，應該也輪不到張邦昌吧？
最後是結局。《三朝北盟會編》說是「後詔還之」，說是被宋徽宗一封詔書召回大宋的。
那當時出使高麗的這倆人，是不是被宋徽宗召回去的，史書中確實沒有明說。但出使他國之後回國，是正常操作。要是不回去，那屬於偷渡了。如果張邦昌真的是高麗皇帝，那在高麗史書中應該會有相關記載。但真實情況是，王襄和張邦昌離開高麗之後，史書中再沒有這倆人的相關記載。基本可以說明，張邦昌就是高麗人眼中的一個過客，沒有啥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
那為什麼張邦昌當皇帝，會出現在史書當中呢？我覺得應該是四個字兒：理解錯了。在《高麗史》中，記載了王襄和張邦昌出使高麗的時候，隨身攜帶的一張宋徽宗的詔書。詔書中有這麼一句：「但今賜詔，已去「權」字，即是寵王以真王之禮。」這裡提到去掉一個字，就是「權」。權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權當，就是不是真的王。比如宋廷會稱高麗王為「權知高麗國王事王徽」、「權知高麗國事王洵」等。加上「權」，就是不承認高麗王和大宋國主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如果去掉「權」，那就說明雙方是平等的狀態。
如果看這條記載，其實不會出現誤會。因為他前面有「王襄、張邦昌就王前傳密諭曰」，就是王襄和張邦昌在高麗王面前傳宋徽宗的旨意，和張邦昌當皇帝沒有半毛錢關係。
那為什麼後人會根據一條史料而斷章取義呢？我覺得應該是和咱們馬上要說的一個經歷有關，就是被金人立為大楚皇帝。當皇帝嘛，自然得有些不一樣的說辭。《三朝北盟會編》中就提到：「崇寧間，望氣者云：『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命開河於邑，斷其王氣。其後邦昌與劉豫僭位，皆阜城人也』。」再比如《秀水閒居錄》中也說：「至明州，謁海神廟，夜夢神告曰『他日當為中國侍郎，但不可為秉國大夫』。後十餘年，累拜小鳳。」諸如此類吧，有關張邦昌的這些故事不在少數。現在咱們看來，這些都屬於附會，屬於迷信。但是吧，在當時人看來，這些氛圍就需要被營造。畢竟這輩子能當一回皇帝，也不容易。
但張邦昌這個皇帝當的，確實也不舒坦。
二、夾縫裡的皇帝
張邦昌和金人的故事，應該得從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說起。當時金兵南下，離著大宋都城已經不遠了。這個時候宋徽宗退位，把爛攤子留給了自己的兒子宋欽宗。宋欽宗希望能暫解金兵侵略的危險，所以大年初七，安排康王趙構和張邦昌一起出使金營。之後康王回來了，張邦昌悲催地被留在那兒接著議和工作。我估計就是在這時候，金人相中了張邦昌。
議和工作進行的不咋地，這一年冬天，金兵南下，屈辱的靖康之變即將發生了。雖然大宋的滅亡是板上釘釘，但這一片土地是否能管理好，金人出現了困惑。所以他們繼續一個合適的代理人，幫他們管理中原一帶。史書記載：
「金人將易代，懼民不聽，欲以中原地擇人君之度，大臣無肯任者，乃議即軍中取前太宰張邦昌立之。」
意思很簡單，金人準備立張邦昌為皇帝。但是當時並沒有直接宣布要立張邦昌，而是召集宋廷百官商議這件事。但文武百官對此基本不置可否。金人沒有辦法，就用屠城相要挾，讓百官同意。商議這件事的人主要是吏部尚書王時雍和莫儔等人。他們其實清楚金人的意思，想立張邦昌為傀儡皇帝。所以也沒多費時間，他們就決定讓張邦昌為帝。
二月七日，宋徽宗出城進入金營。二月八日，莫儔等人就拿著推戴狀，來擁立張邦昌了。張邦昌當時的表情，應該就是微信中的第四個表情，一臉錯愕。
那麼金人為什麼要擁立張邦昌呢？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當時他的官職。當時張邦昌的官職是太宰，這基本是當時的宰相角色。宰相咱們都知道，是萬人之上的角色。歷史上通過宰相當皇帝的人，數不勝數。所以張邦昌的這個角色，是可以服眾的。二是張邦昌對金人的態度。當時朝中有主戰和主和兩派。張邦昌是典型的主和派，在金兵南下伊始，他就極力主張割地求和，請求退兵。第三是張邦昌懦弱的性格。在和康王趙構一起出使金營時，康王意氣風發，張邦昌則怕得直流眼淚。這種人，就是天選的金人的傀儡啊。如果不立他當皇帝，金人都對不起這個「人才」。
在這裡，鴞胖突然想到陸游的一句話：「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看當時的官員，真的悲哀地感覺到，朝廷沒人啊。
雖然張邦昌之前一系列的行為，基本和「宋奸」掛上鉤了。但是在他被金人立為皇帝，和當皇帝之後，確實找不到他勾結金人的證據。不僅這方面證據沒有，反而還從史書中，看到了他的不情願。
首先，是他接到繼位詔書的時候，剛才我說了，就是微信的第四個表情。史書記載，他在收到消息之後：「大驚曰：『趙氏無罪，遽蒙廢滅，邦昌所不敢聞，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宋朝當家人沒有罪過，為什麼要立我當皇帝？如果要是立我，那就殺了我吧。
您可注意啊，這真的不是他作秀，金人三番五次勸說，張邦昌就是這一套說辭。沒有辦法，金人只能假意勸說，讓他回到開封為相，就是從事之前的官職，並且好好輔佐太子。這個張邦昌是接受的，只要不攛掇皇位，都可以。
但回到開封城，畫風全變了。您還記得之前金人說過什麼嗎？如果不立張邦昌，他們就要屠城了。所以當張邦昌回去之後，「百官父老哭告拜邦昌，令即權宜之計，救取一城老小。」這回不是金人要求了，是全城的百官和百姓的懇求了。這個時候，如果張邦昌就坡下驢，當了皇帝，其實也沒人說什麼。但張邦昌仍舊延續在金營的那一套說辭：「身為大臣，豈忍篡逆耶，有死而已。」百官還在各種勸，這回張邦昌急了，直接拿刀抵著自己的脖子，準備自盡。雖然我當時沒在現場，但我猜測，當時的刀刃，應該只是距離張邦昌嬌嫩的皮膚不足0.1毫米，如果再用力一點，張邦昌就真的以身殉國了。
您一定注意，這個真的不是作秀，真的是張邦昌內心所想。
眾人見到這個場面，確實有些慌了。現在的張邦昌，可不是太宰了，而是他們的保命符。所以慌忙把刀奪下來，然後接著勸。其實之後眾人的勸說，張邦昌基本能聽進去了，最後讓他下決心當皇帝的，是一個人說了這麼一句話：
「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使塗炭一城耶？」
您城外沒死，現在在城內死了，是希望我們和您一起陪葬嗎？您聽聽，這是多麼大罪過啊？張邦昌也於心不忍，所以只能聽從。
這時候，不知道金人是接到線報還是神機妙算，在第二天的時候，直接送來了催促文書，就是警告讓張邦昌三天之內必須當皇帝，否則就要屠城了。其實金人就是加一把火，讓這事兒生米煮成熟飯。所以他們不會輕易屠城的，更是得留著張邦昌這個寶貝疙瘩。
張邦昌因為本心不想當皇帝，所以接下來一系列的流程，讓我們看著有些狼狽，也有些滑稽。史書中記載，「（張邦昌）進輦卻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官員等賀訖，文武合班，張乃起立，門傳旨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指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如不聽從，即當規避。』時雍率百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就是說，他上殿的時候不乘輦卻步行，在大殿之上不坐在龍椅上，而是在旁邊單獨設置一個位置自己做，同時也不讓眾人朝拜。
除了流程之外，一系列稱呼也和皇帝不太一樣：「見群臣不稱『朕』，面奉由內降則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行緘鎖，題以『臣張邦昌謹封』。」就是說自己不稱自己為朕，下的一些詔書，不稱詔，而是用別的稱呼。封存一些文件的時候，用「臣」這個字樣。
對於大臣和他說一些事情，他的反應也不一樣：「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則曰『臣啟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王時雍想稱臣，張邦昌呵斥。他勸張邦昌在紫宸垂拱殿中處理政務，這個是宋代皇帝處理政務的地方。但被臣子呵斥後，他也沒有啥怨言。
對於金人瘋狂搜刮金銀，張邦昌也是能阻止就阻止。他在繼位後，曾「遣使致書於軍前懇免徵催金銀」，之後又曾「乞免括金銀」。除此之外，他還親至金營見負責人，請求保存趙氏陵廟、停止搜括金銀、放歸被扣朝臣等七件事。
在金人撤退之後，張邦昌在城門外遙望拜辭兩位皇帝，並且痛哭不已。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想真的篡位當皇帝，張邦昌幹了一件事情。他把元佑太后孟氏接入延福宮。元佑太后是宋哲宗的第一任皇后，這也是個奇女子，中間經歷了兩立兩廢，這個咱們有時間再聊。
張邦昌為什麼要把元佑皇后接回來呢？其實就是向天下表明，我沒有篡位趙氏江山的意思。所以在把元佑皇后接回來的第六天，她就開始垂簾聽政的時代。張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
自此，張邦昌的皇帝生活，宣告結束，前後共計三十三天。
那是什麼促使張邦昌一心不把皇帝之位坐實呢？我覺得是從北宋以來建立起來的忠節觀念。張邦昌當皇帝，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支持的確實在少數。還有不少人反對，甚至以身殉國的。關於當時的忠節觀念，張邦昌和呂好問的一段對話，最能集中體現：
「或勸邦昌肆赦，呂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並是番人，欲赦伊誰？ 況公權赦，當俟復辟。』邦昌曰：『俚語：錢大王肆赦，恐入李大王世界。呂公曰：錢氏猶有數州之地，五代之時，非素有君臣之分，今日豈可比錢氏耶？』邦昌以為然。」
這是在爭論有關於大赦天下的事情，張邦昌用五代時期的吳越國君主錢繆赦免的例子。錢繆在唐末是吳越地區的割據勢力，當時的大唐王朝，已經無法管理這些割據的官員了。所以他們基本相當於地方的土皇帝。我們都知道，當全國各地政令不統一的時候，有些法律是無法在多地區執行的。這裡提到的，就是大赦天下這件事。呂好問就說，吳越地區赦免的罪犯，不敢進入大唐皇帝李氏的區域。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呂好問一語戳破，因為沒有君臣分別。
唐末五代時期沒有君臣之分，但是兩宋時期有，而且是有明顯的分別。所以史書中會有「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仁」的說法，就是說大宋，別的沒有，但思想這一塊兒，絕對不滑坡。
雖然張邦昌有未曾有過僭越的思想，但是當過皇帝畢竟是事實。所以這個事情不能被趙構容忍，沒過多久，就賜死了張邦昌。這個結局，既是他的幸，也是他的不幸。說他幸，是因為他活著，也是過得提心弔膽。畢竟之前有過當皇帝的經歷，擱在現在皇帝這，肯定很難接受。所以這個賜死，也算是早死早超生吧。說他不幸，是因為他被眾人裹挾著登上了原本和他沒有任何聯繫的皇位。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張邦昌的命運。
所以如果沒有張邦昌，可能還會有李邦昌、王邦昌等「站出來」，為這個時代做一個總結。從這個角度看，張邦昌只不過是給當時的形勢，當了一回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