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於歷史人物形象塑造與歷史文本生成過程的研究是歷史書寫的重要內容。本文注意到北周宣帝諡號形象與後世史書記載之差異，以此為基礎考察了周宣帝形象變化的過程與原因。首先，隋唐史書建構出周宣帝「不堪承嗣」、昏聵無道的形象；其次，聯繫北周的政治實情可知，周宣帝的私德確實不檢點，其諡號有過分美化之嫌，但更有部分周宣帝正面形象被隋唐史官掩蓋的情況存在；最後，作者對周宣帝歷史形象的建構過程與政治用意進行討論，進一步檢視了現實政治對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影響。
摘要：周宣帝的諡號形象，與《周書》等史書的記載有很大差異。「宣」字作為諡號，屬於美諡。史書中的周宣帝卻生活淫亂、極度暴虐，導致了北周滅亡。這種差異是北周、隋、唐為了宣揚「天命在我」，彰顯本朝統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所導致的。透過周宣帝歷史形象的變化，可以看到政治對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影響。
帝王諡號是對君主一生功過的評價，擬定必須遵守規範，不能隨意用字。根據褒貶不同，諡號有美、惡之分，「宣」字就屬美諡的一種。所謂「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施而不私曰宣，施止其所私則不廣，不廣非宣矣，善聞周達曰宣，誠意見外曰宣」，其含義可概括為口碑載道。歷史上以宣為諡的君主，史書形象也比較正面。如漢宣帝劉詢，「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吏知其職，民安其業也」；陳宣帝陳頊，「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唯獨北周宣帝宇文贇昏庸無道，與諡號形象有強烈反差。
周宣帝諡號與史書記載，哪一個更貼近歷史真相？筆者認為僅據史書記載駁斥諡號虛美，或憑諡號為周宣帝翻案，毫無學術意義。我們要關注到周宣帝歷史形象的建構過程，分析諡、史差異出現的原因，方能得到更深刻的認識。
「不堪承嗣」：隋唐史書所見周宣帝形象討論周宣帝歷史形象的建構過程，先要對史書記載情況有所了解。目前筆者所見最早文本,系隋人盧思道《後周興亡論》。盧思道曾仕宦北周，作為親歷者，其文字有一定說服力：
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逾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內外門，皆別令宦者著守……鞭撻朝士，動至數百……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
該文稱周宣帝生活奢華淫亂，性格暴虐多疑，不僅猜忌近臣，還濫用刑罰。在位期間胡作非為，經常唯我獨尊，違背禮法。這段表述雖充斥貶義，但沒有絕對否定周宣帝。特別「嗣位之初，飾情自勵」，「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兩句也道出了周宣帝好學、勤政的優點。
隋修《周紀》今已不存，唐修《周書》則作為正史流傳下來。卷7《周宣帝本紀》（下稱《宣帝紀》），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編年記錄了宣帝朝的重大事件；第二部分是對他的評價：
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閱視先帝宮人，逼為淫亂。才及跑俞年，便恣聲樂，採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模壯麗，跑俞於漢魏遠矣。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為天……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為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西陽公溫，杞國公亮之子，即帝之從祖兄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逼而淫之。亮聞之，懼誅，乃反……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治政……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這部分與《後周興亡論》行文結構相似，而《宣帝紀》對周宣帝惡行的記述，要詳於《後周興亡論》。增加了「葬禮期間逼宮人淫亂」「修建洛陽宮為享樂」「輕薄宗室之妻」等事件；批評了周宣帝「只談變革不問施政」「宗教禮器用於日常飲食」等行為。其中已不見周宣帝好學、勤政等優點，儘是攻訐的話語。《周書》每卷文末，必以「史臣曰」形式發表史論。《宣帝紀》史論感嘆周武帝教子無方，導致了周宣帝昏虐的性格。在周宣帝之子周靜帝的本紀中，言辭更加激烈。「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將北周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周宣帝。
諸臣傳記中也常見對周宣帝的批評。《王軌傳》言：「軌因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在王軌勸說下，周武帝心生換儲之意，但最終因其他子嗣無才或年幼作罷；《宇文孝伯傳》也稱「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表現了周宣帝的無能。《隋書》亦有此情況，《鄭譯傳》記：「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恆不自安。」因為周宣帝多有過錯，王軌經常建議周武帝廢太子而立秦王，周宣帝感到不安。以上也可見周宣帝與武帝近臣關係極差。《北史》中周宣帝事跡，則與《周書》基本相同，不再贅言。
唐代君臣常引周宣帝為鑑。虞世南《帝王略論》成書早於《周書》。瞿林東根據書中「公子」「先生」口氣斷定，該書撰成於秦府時期。李世民問周宣帝為何性格詭異，虞世南解答：「太山之將崩，必因拔壤，樹之將折，皆由蠍蠹，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若夫天元，周之妖孽也，其詭譎奇怪，豈足怪乎？」從山崩、樹折的原因比擬至國家，說明北周氣數將盡，才會有周宣帝這樣禍亂國家之人。《貞觀政要》也稱：「天元性凶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魏徵認為周宣帝的性格缺陷是北周滅亡的直接原因。
唐代以後史家對周宣帝的描述基本源於上述史籍。如宋代《太平御覽》中周宣帝歷史形象幾乎無出《周書》其右。《冊府元龜·帝王部》也多將周宣帝事跡歸入惡直、疑忌、無斷、失政、濫賞等門類。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將一些新內容寫入其中。「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這句話講周武帝葬禮期間，周宣帝摸著身上被周武帝責罰的杖痕觸景生情，大罵其父死的太晚。顯而易見，這種類似「野史」的橋段，應該取自某部小說或筆記。司馬氏編排入史，令周宣帝歷史形象更加荒唐，更有資治意義。
綜上，隋唐史籍口徑非常統一，利用史書揚善貶惡的功能，盡書周宣帝之過，其負面的歷史形象基本定型於此時期。同時，史官文筆的細微變化應得到注意：從《後周興亡論》到《周書》，周宣帝僅有的一絲優點消失不見，完全以負面形象示人。這是隋唐史官故意扭曲周宣帝歷史形象的痕跡嗎？僅憑現有證據還無法確定。下文筆者將深入梳理《周書》相關文本，以更好解答這一問題。
周宣帝與北周政治
貞觀十年（636），令狐德棻等人修成《周書》。劉知幾言：「宇文周史，大統中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皇家貞觀初，敕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西魏史官柳虬所撰資料、北周國史與隋修《周紀》是《周書》的主要史料來源，後兩種為纂修《宣帝紀》可用的文獻。除此，史官可能也搜集了一些民間文獻與口述資料。
分析《宣帝紀》發現，文中的批評基本圍繞周宣帝私德展開，最多抨擊幾句其對國家制度的變改，較少討論具體政務，更不談施政效果。《周書》諸臣傳記周宣帝失德，也不講周宣帝具體做了什麼失德事情。其次，《周書》同一文本、不同文本之間的表述前後牴觸，難以自圓。《宣帝紀》前文述「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後文卻說「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周武帝既擔心周宣帝「不堪承嗣」，怎麼又大膽委以重任？《武帝紀》也載周宣帝在軍中「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有很大的自主權，亦可見周武帝對他的信任。又如《宣帝紀》直言周宣帝「好自矜誇，飾非拒諫」，《樂運傳》中卻有這樣一段君臣故事。樂運諫言《陳帝八失》，惹怒周宣帝，但在元岩勸說與深思熟慮之後，周宣帝寬恕了樂運。「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體現了周宣帝的君主氣量，與《宣帝紀》中判若兩人。此外，《周書》在一些事件的描寫上籠統不清。周宣帝西征，令吐谷渾臣服，對北周意義重大。《北史·吐谷渾》稱：「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眾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蹊蹺的是，《武帝紀》《宣帝紀》均未詳細記述此次行動的過程。僅「皇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一句帶過。《王軌傳》則含混地將功勞歸於王軌等人，「（周宣）帝仰成而已」。
關於這些文本漏洞，學界暫無討論。學人關注焦點在周宣帝過惡多深，給北周帶來多大影響之上。范文瀾稱：「贇荒淫奢侈，由學古進而學天。」何茲全評：「（周宣帝）他性好奢侈，胸無大志，卻極有陰謀。」胡如雷言：「周宣帝的倒施逆行迅即把武帝的施政成就化為烏有，從根本上瓦解了北周王朝的統治基礎。」唯呂思勉承認周宣帝昏庸的同時，提出了不同見解。「史所謂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務行樂，他無所知。一則頗欲有興作，釐正制度，然生長深宮，不知世務，所與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實際。非惟無益，反致勞民傷財。二者之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語。漢武帝即屬後一類，周宣帝亦屬其倫也。」呂思勉認為周宣帝與漢武帝一樣，並非是只顧享樂的昏君，但因長居深宮，不諳世務，導致政令效果不盡人意。為證明此說法，呂思勉對《周書》部分文本進行了註解。
周宣帝「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呂思勉解釋為：「後宮位號，莫能詳錄，可見其所改之多。變改必不能專於後宮，史不能詳記耳。」「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治政」，呂思勉解讀為：「未嘗言及治政，蓋意在創製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務也」。又舉王莽的例子，證明王莽、周宣帝這類君主往往「圖於事情，然謂其規模不弘德，不可得也」。通過這些案例，呂思勉試圖呈現周宣帝致力釐正制度的一面。同時，他也指出周宣帝並非不施善政，「如繼位之歲，即遣大使巡查諸州，又詔制九條，宣下州郡，此即蘇綽制六條詔書之意。明年，正月，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群臣皆服漢魏衣冠，一洗代北之俗。又明年，二月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三月，追封孔子為鄒國公，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皆可見其能留意於文教」。這段話中提到的「六條詔書」，是西魏時期蘇綽協助宇文泰制定的施政綱領，對革除西魏官吏弊病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呂思勉看來，周宣帝的「九條詔令」可與西魏「六條詔書」相媲美，是治國的良策。
呂思勉打破了學界對周宣帝的刻板印象，沿先生思路，考察周宣帝其他政令也能得到同樣認識。下文將在北周政治環境下，分析周宣帝「濫殺無辜」與「經營洛陽」的深層目的。
王軌、宇文孝伯等人屢向周武帝檢舉周宣帝過錯。對此，《周書》常有「帝因此大銜之」「愈更銜之」等記錄，塑造了周宣帝對他們懷恨在心，處死這些人是報私仇的語境。這是周宣帝「濫殺無辜」的由來，周宣帝繼位後的多種行為，說明他有強化皇權的意圖。
人事安排上，周宣帝明升暗降，「以上柱國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為太傅」。太師、太傅雖然地位很高，卻為虛職、尊稱。後期又讓五王離京就藩，逐步將強勢的宗室，排除出統治集團核心。周宣帝還操控不同勢力，相互制衡。他頻繁更換六府長官，被任命者既有宗室杞國公亮、越王盛，長孫覽、達奚震這樣的舊勢力，也有斛斯征、畢王賢等新提拔人員，甚至還有獨孤永業這樣的北齊舊員。再分析周宣帝五位皇后的家族背景，除朱皇后出身一般，生周靜帝，以子貴外，楊皇后的父親是楊堅，尉遲皇后的祖父是蜀國公尉遲迥，陳皇后的父親是北齊降將陳山提，元皇后的父親是西魏宗室元晟，分屬不同勢力。周宣帝通過立後的方式加以籠絡，讓外戚掌管北周軍權，既加強了軍隊對皇權的忠誠，外戚之間亦可相互制約。細觀周宣帝提拔的人員，劉昉、鄭譯、韋謨、柳裘等幾乎都與鮮卑傳統勢力瓜葛較淺，又受過良好教育。
周宣帝打擊傳統勢力，強化皇權，是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平齊戰爭結束僅1年後，周武帝便去世，留下了眾多位高權重的宗室、重臣，還有新吸納的北齊能臣干將。對於一個缺乏政治根基的年輕君主來說，這些人都是皇權的潛在威脅，必須加以管制。從長遠角度來看，北周政權內部，強大的鮮卑舊勢力抵制漢化，將使用鮮卑語言、穿著民族服飾，觀看雜戲當作貴族的象徵。武帝時期，鮮卑語作為常用語，仍被官方使用。隨著北周統治範圍擴大，政權日益成熟，亟須清除頑固、落後的舊勢力，強化以皇權為核心的治理體系。如此看來，周宣帝「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等行為並不荒誕，正是在凸顯皇權獨尊。
史書稱周宣帝經營洛陽是為享樂，實則不然。大象元年二月（579），周宣帝下令：「並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建德六年（577），周武帝在相州置六府，地位次於長安六府。周宣帝將六府遷至洛陽，稱東京六府，欲以洛陽取代相州之地位。周宣帝又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鄴城石經是東漢時期《熹平石經》與曹魏時期《正始石經》，為漢魏時期官方儒家經本。它們曾立於洛陽太學講堂前，東魏時期，高澄將其移至鄴城，周宣帝下令遷回洛陽是在恢復洛陽往昔文教之盛。不久，周宣帝又發布了第三條詔書：「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北周移民洛陽的同時，再次提高了洛陽的政治地位和管控能力，山東諸州幾乎均歸於洛陽節制。如只為享樂，何必費此周章。周宣帝全力建設洛陽有更重要考量。從政治上講，東周以來，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均定都於此，北周自詡正統，經營洛陽益於聚攏人心；從經濟上講，洛陽的土地、交通、物產等方面要強於長安；從軍事上講，洛陽對國土的管控能力更強。無論是北齊舊地反叛，還是周、陳爆發戰爭，洛陽的位置，在軍情通報與戰略支援上都更加有利。
兩個案例足以證明周宣帝的治國態度，儘管結果不如人意，初衷總歸是好的。《周書》等史籍中雖提及這些事跡，卻選擇了低調處理。周宣帝去世後，楊堅的部分舉措也是周宣帝治國思路的延續。楊堅輔政期間，同樣重視政權去鮮卑化，對「賜胡姓」現象，進行制止，「諸改姓者，悉宜復舊」。隋朝建立後，楊堅厘定禮制，「詔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蒨，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制定了天子出行儀仗標準。這與周宣帝要求「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何異？隋朝兩位君主楊堅、楊廣亦堅持建設洛陽，更是在大業五年（609），改東京洛陽為東都。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周宣帝私德的確不檢點，其諡號有過分美化之嫌，但也有部分周宣帝正面形象被隋唐史官所掩蓋。畢竟修史是一項系統工程，難免會有所疏漏，於是便有了《宣帝紀》與《武帝紀》《樂運傳》表述不一的情況。周宣帝諡、史形象可能均有不實之處，如果按照秉筆直書的原則，周宣帝史書形象應與諡號中同樣有「宣」字的北齊文宣帝高洋那樣功過參半。基於此認識，筆者將在下文探討周宣帝歷史形象的建構過程與政治用意。
周隋禪代與周宣帝形象的重新建構
上節對《宣帝紀》文本進行了梳理，本節將回歸周宣帝諡號與史書形象之差異，討論周宣帝歷史形象如何被建構。實際上，其過程已經非常清晰。諡號形象代表了北周官方的認識，史書形象則反映了隋、唐的態度。儘管兩種形象截然相反，卻出於相同的政治目的而建構。
大象二年五月（580），周宣帝駕幸天興宮後，突發疾病，兩天後去世，僅留有幼子。朝中圍繞誰來輔政展開了激烈討論。顏之儀等人主張讓趙王宇文招輔政，鄭譯、劉昉等人素與宗室不合，極力阻止。由於宗室五王封國，距離長安較遠，直到六月初才趕到。利用這段空窗期，鄭譯、劉昉等人矯制遺詔，引楊堅以大丞相身份輔政，都督內外軍事。
政權順利交接後，北周會為周宣帝舉辦隆重的喪葬禮。周宣帝諡號會確定於治喪期間，但相關文獻未能保存至今，只能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大概推斷。汪受寬指出，帝王諡號的頒給包括「百官議諡」與「南郊請諡」兩個環節。戴衛紅則提出南郊請諡後，還要將已請得諡號題寫在君主牌位背面。歷代帝王諡號頒給在具體細節上雖有不同，但主體均是這套流程。周宣帝去世後，大宗伯宇文善會委派春官府官員擬取諡號。隨後進入「百官議諡」環節，楊堅、柳裘、鄭譯、劉昉等周宣帝親信的官員、趙王宇文招等宗室都會到場。議諡百官會讚美一番周宣帝的優點，最終確定以「宣」字為諡。楊堅會代表百官將議諡結果呈進周靜帝。由於周靜帝年少，其影響可忽略不計。緊接著春官府會以四六韻文的形式撰寫諡冊，盛讚周宣帝功績，並擇吉日進行「南郊請諡」。周宣帝諡冊會被放置在昊天上帝神位前，由諡議官宣讀諡議文。讀畢，百官再拜，周宣帝諡號才算請得。最後將請得的諡號題寫在神位的背面，諡冊原件也會隨周宣帝一起安葬。
周宣帝在五月底駕崩，宗室五王六月初至長安，六月十日，尉遲迥便發動「倒楊」兵變。事件發生間隔很短。尉遲迥兵亂又聲勢浩大，關東諸州，除并州、幽州外，均有響應，周宣帝後事的操辦必然會受到影響，而且朝中宗室、部分官員也不滿楊堅輔政。受這些因素限制，楊堅此時即使有覬覦之心，也不便干預周宣帝諡號擬取。因此基本斷定，「宣」字就是北周官方意志。正如有學者提出的，魏晉南北朝諡法不嚴，幾乎所有君主諡號都是美諡，罕有惡諡，北周頒布的周宣帝諡號也有誇大之處。這種「不嚴」「誇大」背後實有其政治用意。
西周時期，統治者形成了「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早期天命思想，解釋自身權力來源，強調君主若無德政，天命就會轉移。戰國時期，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民本思想。西漢時期，為適應大一統王朝政治需要，董仲舒對儒家體系加以改造，強化了「王者受命於天」的綱常觀念，保證君權獨尊。二者共同構成了儒家傳統天命觀的主體框架，為王朝統治正義性和合法性闡釋，提供了理論依據。歷代王朝都會從不同角度進行構建「天命在我」的敘事，政權林立的南北朝也很重視此問題。
北周是少數民族政權，以「宣」字為諡，建構明君形象，彰顯周宣帝廣施善政，更容易獲得基層漢族地主與普通民眾擁護，利於北周統治的穩定。另外，周宣帝在位時期，周、陳之間關係日益惡化，兩國已停止使者往來，雙方在未來必然爆發爭奪天下的統一戰爭。不過，北周並未等到與陳角逐天下的時刻，就被楊堅通過「禪讓」的方式取代。這種模式看似在效仿古聖王之間的讓賢，實則仍是篡逆。所以歷代受禪者都會操弄輿論，掩飾自己篡逆的行徑。「大抵司馬氏以後，權臣取代舊王朝之方式，多仿曹氏老例，先加九錫，列舉『公之功也』,以製造輿論。繼之以封國建台，最後受禪。」楊堅也不例外，他處心積慮地進行了輿論造勢，炮製了九錫文與禪位詔。「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奸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畫籌帷帳，建出師車……不違時日，鹹得清盪……使朕繼踵上皇，無為以治。」表明楊堅在皇室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平定亂局。「妖丑覬覦，密圖社稷……公受命先皇……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稱讚楊堅不負周宣帝託孤之情，尤其「重造皇室」一詞，突出了楊堅之功。因此，周靜帝要禪讓與他。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文中提到北周最大的困境是奸臣謀逆，不是周宣帝亂政，楊堅止暴制亂的對象是尉遲迥等起兵之人。這是因為九錫文、禪位詔都是以周靜帝名義發布的，斷然不會主動醜化己方君主。
古代王朝掌握著撰修前代史的話語權，會公然曲筆、隱晦不利於己方的史事，隋朝掌握修史話語權後，會系統梳理北周史事，彌縫楊堅的行為，營造隋朝建立「應天順人」的輿論形勢。尉遲迥起兵要匡扶皇室，將矛頭直指楊堅篡權。「（楊堅）挾幼主而令天下……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採取「楊堅終結尉遲迥亂政」的書法，必然要費大力氣處理這段史事。如簡略表達，則無法表現楊堅受禪的正當性，只能為北周亂象尋找新負責人。周宣帝統治次序列周靜帝之前，私德上又不檢點，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於是隋朝對周宣帝形象進行了重新建構。在《周紀》中故意放大其不檢點的私德，對其進行醜化和貶低，為楊堅帝位來源作進一步辯護。盧思道作為隋朝官員，必然要貫徹官方意志，故撰《後周興亡論》，針對周宣帝私德缺陷大做文章。同時，開皇六年（586），盧思道就去世，隋修宇文周史還未見成果。換句話說，隋朝對這段歷史的書寫，還未徹底定調。盧思道文章中有一兩句周宣帝正面事跡的表述也不足為奇。至於隋朝為何不改諡周宣帝則有多種可能。考慮到至隋亡，《周紀》也未正式刊布，隋朝可能還未來得及處理周宣帝諡號，或者由於南北朝君主諡號溢美情況很多，隋朝並不在意此問題，故不便妄測。
隋朝國祚短促，未完成修史工作。唐朝建立，武德初年社會上流傳的魏晉南北朝史著述紛雜，觀點各異，唐高祖李淵希望通過纂修史書統一思想。武德五年（622），李淵頒布《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召集史官編撰周、梁、陳、齊、隋五代史書，令狐德棻與庾儉共修《周書》。武德修史最終沒有完成，除史料準備不足外，與此時唐代官方修史制度尚未成熟、經驗不足也有關係。李淵去世後，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三年（629）下詔再修前代史。《周書》編纂依然由令狐德棻主持，同時委派岑文本、崔仁師進行輔助。貞觀十年（636），《周書》的成稿標誌著周宣帝歷史形象基本定型。
「陛上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令狐德棻的諫言反映了唐代對本朝權力來源的認識。唐代官方認為天命由周、隋轉移至本朝，所以要修周隋二史，彰顯唐朝在歷史發展中的合法序列。隋朝官方為闡釋代周的合法性，已經總結了一套比較合理的說法。唐代史官推波助瀾，批評周宣帝禍亂北周，襯托楊堅終結亂政的功績，這一點在《隋書》中尤為明顯。《隋書·高祖上》寫道：「宣帝時，刑政苛酷，群心崩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周宣帝與楊堅，一亂一治，產生了強烈對比；其次，唐代加強了官方對史學的控制，君主意志影響著史學活動。從《帝王略論》《貞觀政要》中看出，李世民對周宣帝歷史形象毫無質疑，非常重視從周宣帝身上吸取治國的教訓，令狐德棻等人也就沒有重塑周宣帝形象的需要。
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經過隋朝有意識地銷毀與戰亂，唐人已經無法見到太多北周原始資料。即便太宗朝後，不斷有人提議罷黜周、隋歷史地位，國家宜承周、漢的說法，也沒辦法另起爐灶，重新書寫周宣帝史事。總之，經過唐代官方塑造，周宣帝昏聵的說法逐漸成為一種共識。
結語
綜合全文所見，周宣帝歷史形象經歷了從正面到負面的變化，反映了天命論支配下，北周、隋、唐對統治合法性問題的闡述。北周時期，周宣帝是廣施善政的君主，美諡「宣」字代表北周官方的態度。拔高周宣帝歷史地位，是北周美化其帝王體系的重要一環，以彰顯北周統治的正當性，贏得天下人對政權的擁護與認同。面對周宣帝糟糕的私德，官方則選擇性失明。然而正面的周宣帝歷史形象並不滿足隋朝政治需要。周、隋通過禪讓方式完成政權更迭，隋朝創業者楊堅需要立下終結北周亂局的功績，才能滿足禪讓的條件，取得皇位。恰周宣帝在私德上留有把柄，便成為史官掩蓋楊堅篡逆行徑的「替罪羊」。遺憾的是，隋朝修史工作未能完成，今所見周宣帝歷史形象坐實於唐代。唐代上承周、隋，宣揚「天命在我」前，先要遵從隋朝理論邏輯，解釋周、隋天命轉移過程，故唐代史官依然謗譏周宣帝，其負面的歷史形象更加鮮明，最終隨著唐朝統治的日益穩固成為信史，流傳於後世。此案再次例證了中國古代政治對史學的影響。
來源：《晉陽學刊》2023年第1期，第5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