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最開始只是阿拉伯人的民族宗教。在征服薩珊波斯帝國後，統治者規定非穆斯林需繳納人丁稅和土地稅。
皈依與融合：波斯人與伊斯蘭教
所以，為增加財政收入，阿拉伯人並不主動鼓勵被征服的波斯人皈依伊斯蘭教，然而，阿拉伯人在波斯地區對非穆斯林徵收高額人丁稅和土地稅的措施，使得大量的波斯人放棄土地，改變自己原來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蘭教以逃避重稅。
易言之，阿拉伯人的這一稅收措施加快了波斯人皈依伊斯蘭教的進程，也直接促進了伊斯蘭教傳播範圍的擴大和宗教本身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波斯人主要出於現實考慮而皈依伊斯蘭教，但其推進伊斯蘭教向普世性宗教的迅速發展，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尤其，波斯籍穆斯林對什葉派發展的貢獻甚為突出。
被征服民族在改奉伊斯蘭教後，逐漸融合於阿拉伯社會之中，壯大了什葉派教徒的隊伍和力量。倭馬亞時代，大部分波斯人改宗後被納入到麥瓦利階層，麥瓦利與阿拉伯人雖同為穆斯林，但社會地位卻有很大的差異。
倭馬亞人為了保持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的純潔性，因此皈依後的波斯人無法成為哈里發國家的全權公民，而仍被視作阿拉伯統治者的臣民。但是該時期哈里發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人才需求與阿拉伯人文化落後的現實相矛盾。因此，統治者需要藉助麥瓦利階層的管理經驗和專業技能來為帝國統治服務。
其時麥瓦利多從事工藝、農業、教育、行政和翻譯等工作。部分舊波斯官員和地主擔任地方官吏，成為倭馬亞統治者在地方統治中的得力助手；軍隊中的波斯人跟隨各任哈里發征戰各方，參與帝國的對外征服戰爭；波斯平民雖皈依伊斯蘭教，但仍需要繳納高額的賦稅；該時期著名學者和詩人中，波斯籍麥瓦利占據大多數席位。
由此，皈依伊斯蘭教的波斯人擴大了伊斯蘭教的傳播範圍，在與阿拉伯人的互動和交往中潤物無聲地傳播著波斯文化，從而促使兩大民族間的文化彼此碰撞、交流、融合。到倭馬亞後期，為增加帝國的財政收入，維持龐大的軍費支出和統治上層奢靡的生活，哈里發改革稅收政策，向非阿拉伯穆斯林徵收人丁稅。
這一舉措引起了波斯籍穆斯林的強烈不滿，致其以退教和起義的方式來追求社會地位的平等。680年，卡爾巴拉慘案發生之後，什葉派在伊拉克和波斯地區得到進一步發展，庫法、巴斯拉和呼羅珊均是波斯人聚居之地，這使得波斯人對什葉派的接觸和了解更為深入。
波斯人在接受伊斯蘭教後加入什葉派的陣營，是由於倭馬亞人統治下的波斯舊貴族和平民的利益受到嚴重的損害，正如彭先生所言，「衝突與整合表面上是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或統一，實際上是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碰撞或選擇，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對待不同文化觀點的人，而根源是政治和經濟的利益關係。」
什葉派穆斯林和波斯人在阿拉伯社會中的處境相似，前者因阿拉伯人的內部爭鬥而屢遭迫害，後者則因軍事征服處於被統治和壓迫的地位，因此，什葉派和波斯人聯合對抗共同的敵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伊斯蘭教派中，什葉派是集多元思想於一身的宗教派別，由於波斯人皈依什葉派的人數眾多，其宗教思想也逐漸融入到什葉派中，由此有人認為什葉派是一種波斯版本的伊斯蘭教。
什葉派的誕生源自於先知繼承者的問題。這一宗教派別只承認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後裔為合法繼承人，並尊奉阿里與其後代為「伊瑪目」。什葉派認為，伊瑪目從阿里開始，經歷數代的傳承，末代伊瑪目雖已離開人間，但並非真正的死亡，而只是暫時的隱遁，在世界末日到來前夕將以「馬赫迪」的身份重歸塵世，懲治邪惡，恢復正義。這一隱遁於世的宗教思想與薩珊波斯帝國的祆教有相似之處。
此外，據傳說海珊曾和薩珊帝國末代國王的女兒成親。由此可觀，在伊斯蘭和前伊斯蘭的歷史之間就建立起了某種延續性。波斯民族及其宗教理念在許多方面對伊斯蘭什葉派產生了深遠影響。
貢獻與發展：波斯人與阿拉伯學術文化
穆阿威葉奪取哈里發之後，將首都從庫法遷於大馬士革，建立了倭馬亞王朝。為彰顯帝國風貌，阿拉伯人從帝國各方延聘大批藝術家和建築師，給予其優厚待遇，以重建大馬士革這座古老都城。大馬士革原是古希臘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的中心，又兼有波斯文化的特點。
阿拉伯人以敘利亞人、波斯人的藝術家為嚮導，虛心學習古代文化遺產，可以想見，倭馬亞初期的阿拉伯建築藝術，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各個文明古國的傳統建築藝術基礎上的。哈里發們以拜占庭和波斯的宏偉宮殿為藍本，建造了豪華的「冬宮」和「綠宮」等宮廷建築，並且廣建清真寺，不少建築內部的裝飾藝術體現出濃厚的波斯藝術色彩。阿拉伯人的學術研究活動在倭馬亞王朝時期興起，其中包括宗教學、語言學、文學等學科。
在這些領域中，不乏有波斯籍穆斯林學者，他們將波斯人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傳統和積澱運用到其時的學術研究之中，從而推動了倭馬亞時代阿拉伯學術文化的發展。其一是宗教學研究，其主要研究內容是先知之後的伊斯蘭教義與教法。該時期的宗教學術中心是麥加和麥地那，學術權威仍然是阿拉伯人。
隨著波斯人逐漸皈依伊斯蘭教，他們開始接觸到伊斯蘭教的經典著作和學者，更為直接地了解該領域的理論，跟隨教法學家、聖訓家學習宗教知識，如著名的宗教學者阿布杜拉·阿巴斯座下就有幾位優秀的弟子，其中波斯籍穆斯林托渥士最後成為麥加著名的法學家。
伴隨阿拉伯人對外征服的進程，阿拉伯人掀起了移民的浪潮，這些優秀的聖門弟子遷徙至各地，並在定居地區建立學校，招收學生，如此一來，在伊拉克地區就出現了波斯籍穆斯林的再傳弟子，促進了宗教學的發展，也逐漸打破了阿拉伯人獨攬宗教研究的局面。
其二是語言方面。在7世紀末哈里發馬利克實行改革之前，原薩珊波斯各地的稅務制度均沿用舊制，財政收入登記使用波斯語，地方官員也大都是波斯舊貴族和地主。隨著語言改革的實施，阿拉伯語逐漸取代各被征服民族的官方語言，流行於帝國各地，波斯語逐漸退出官方領域，但仍然通用於波斯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語本身在推廣和傳播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和發展，這是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互動交往的結果。一方面，由於非阿拉伯人採用了阿拉伯語，他們自身的語言習慣和生活背景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原來的阿拉伯語，這引起了阿拉伯語重大的變化，也因此形成了不同地區的阿拉伯語方言。另一方面，阿拉伯語在傳播過程中吸收了一些外來詞彙，尤其是波斯語，但這些波斯詞彙也很快「阿拉伯化」，並促進了阿拉伯語的迅速發展。
此外，阿拉伯語雖只在行政方面成為通用語言，而並未在日常生活中替代當地語言，但也影響了當地語言的變化和發展。阿拉伯語在波斯地區的傳播就對中古波斯語產生了影響，波斯語吸收阿拉伯語的一些詞彙，逐漸融入自身的語言之中，最終在阿巴斯時代塑造了一種全新的語言—達里波斯語。
隨著阿拉伯文字的使用和推廣，波斯語漸漸退出政府部門，學習和使用阿拉伯語蔚然成風，也成為波斯人入仕為官的必要條件。統一官方語言的政策進一步促進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互動與融合，也為兩者之間的思想交流和學術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亦推進了波斯人的伊斯蘭化。
正因如此，波斯人使用阿拉伯語進行文學創作的潮流也逐漸發展起來。倭馬亞前期，阿拉伯文學基本保持伊斯蘭教以前的狀態，文學的主要內容是詩歌。隨著部落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轉變，阿拉伯詩歌在主題和風格上不斷豐富，出現了許多著名的詩人，其中不乏有波斯籍詩人。
伊本·葉撒家族的伊斯瑪儀·穆罕默德和伊布拉欣尤其著名。倭馬亞後期，波斯詩人阿卜拉·哈米德在創作的過程中將波斯書信的形式引入阿拉伯文學之中，這一寫作形式在小品、詩歌和史書的創作中十分盛行。
倭馬亞時代，阿拉伯人已經開始重視對外國古代學術著作的翻譯工作，這也揭開了翻譯運動的序幕。據記載，哈里發歐麥爾二世命令基督教徒將敘利亞文醫學著作譯為阿拉伯文版本；哈里發希沙姆又命人從波斯文中把薩珊王朝的典章制度譯為阿拉伯文。從中可以看出，該時期的翻譯活動是建立在多種文化的基礎之上。
伴隨阿拉伯語的推廣，波斯的文人學者開始使用阿拉伯語進行翻譯。同時，學校和清真寺培養了不少的波斯學者，他們作為阿拉伯文化與波斯文化交流的橋樑，開始翻譯哲學、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書籍。雖然該時期翻譯活動的規模和影響遠不及阿巴斯時代的百年翻譯運動，但此次學術活動培養了大量的人才，為之後更大規模的翻譯運動奠定了學術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