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學者伊本·穆加法將印度的梵語典籍《五卷書》，從古波斯語譯成阿拉伯語，並按照世人的習俗予以改編和加工，取名為《卡利萊和迪木乃》。該書以動物世界比喻人類社會，闡述了作者的倫理觀念和處事原則以及改革社會和治理國家的政治抱負，開創了伊斯蘭世界藝術散文的先河，並對後世的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文化發展
在其《近臣書》一書，以哈里發身邊的大臣為主，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其他著作《大文學》和《小文學》也包含了揭露社會現實的內容。波斯籍文士杜爾突什的《帝王明燈》等阿拉伯文學作品中充滿了波斯文化色彩。
此外，曾對東、西方各國文學、音樂、戲劇、繪畫等文藝領域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具有世界意義的阿拉伯民間文學巨著《一千零一夜》。這部著作的故事主要來源之一是古代波斯地區的故事，其藍本是古波斯文的《一千個故事》。後來增加了阿巴斯時代的傳聞軼事和民間故事。
該書原本在民間口傳，10世紀由巴格達人海什爾整理成書，15世紀時最終成型。該書構思奇妙，語言優美，情節曲折，生動地展示了該時期伊斯蘭世界社會生活的斑斕畫面。其時，帝國內各民族人民的頻繁交往，促進阿拉伯人與被征服民族的融合，尤其是波斯人在與阿拉伯人的交往過程中，將波斯的社會習俗帶入到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中。
王朝前期，波斯籍的巴爾麥克家族在社會上層倡導波斯人奢侈的生活方式，波斯的藝術家伊卜拉欣·摩蘇里和波斯詩人拜沙爾·本·布爾迪讚揚他們追求舒適享樂的生活作風。在文學領域，出現了與享樂主義相反傾向的苦行主義文學。苦行主義文學的典型代表是波斯人艾布·阿塔西亞，他的作品充滿哲理性和學術性，並帶有古代波斯多神教的宗教意識，受到伊斯蘭教法學家和普通大眾的喜愛。
在一種被稱為「批文」的文學體裁中，波斯人對其也有諸多影響。薩珊時期，波斯人在向其君主和上級官員表達訴求或述職時，將陳述的內容寫在狀子上再呈遞上去。波斯國王和官員們通常在狀子內容中作批註，這些批語文辭講究、含義深刻且富有哲理性，因此廣為流傳，其時出現在阿拉伯人的文學之中。其時統治者手下的書記官和大臣大多都是波斯人，這些人沿襲了這一批文傳統。
在波斯人的影響下，阿拉伯人將之前口頭申訴的方式轉變為波斯式批文申訴。這種特殊文學形式的內容被收錄在《批語文集》之中。同時，波斯學者在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有波斯文學式創作思想和活動，這使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帶有波斯文學的色彩，也體現了阿拉伯文化與波斯文化在文學領域的交流與融合。
「舒歐比葉」文學運動從側面反映了波斯人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影響力的擴大，也是兩大文化深層次互動的突出表現。「舒歐比葉」之名源於古蘭經第49章的一節經文，在阿拉伯語中，「舒歐比葉」意為人民或民族，在歷史學家艾敏眼中，此次社會思想運動主張民族平等，阿拉伯人並不優於其他民族，實質上是提倡民族平等主義；希提將該思潮稱為「多民族主義」。
簡言之，舒歐比葉者主要依靠伊斯蘭教義中的平等理念，宣揚帝國內各民族平等無異。在後期，超越了民族平等的主張，逐漸傾向於貶低阿拉伯人在文學領域的地位，標榜波斯文化的優越性。不止如此，鑑於波斯悠久的歷史和許多波斯人對馬茲達克信仰揮之不去的依戀，「舒歐比葉」運動也暗示著對伊斯蘭教地位的挑戰。
顯然，「舒歐比葉」運動不僅貫穿了民族平等的思想，而且是波斯人表達政治訴求的方式。波斯人政治訴求背後反映的是他們對社會現實的嚴重不滿。具體而言，被征服民族在皈依伊斯蘭教後，希望與阿拉伯人享有同等的社會地位，但事與願違，阿巴斯王朝統治者仍以阿拉伯人為中心，實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
特別是在阿巴斯哈里發曼蘇爾統治時期，一些阿拉伯人反對呼羅珊的波斯籍管理者和學者擔任官職，許多來自於呼羅珊的波斯管理者和學者擔任各級官職，但卻遭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反對，稱波斯人為阿賈姆（意為啞巴或笨蛋）。波斯人，尤其已擔任各級官職的波斯人，自恃文化素養深厚，不肯屈居於阿拉伯人之下。波斯人通過舒歐比葉運動為其身份及波斯文化辯護，以抵禦阿拉伯沙文主義。
波斯民族主義者將帕拉維語的波斯書籍譯為阿拉伯語版本，並用阿拉伯語創作包含愛國情感的作品，以證明波斯文化的優秀，頌揚波斯民族的傳統美德。為了從文化層面抵抗波斯舒歐比葉者的影響，阿拉伯血統的穆斯林文人學士也積極創作詩歌，以提醒阿拉伯人作為亞伯拉罕啟示的接受者和伊斯蘭帝國的締造者的優越身份。
「舒歐比葉」運動對阿巴斯帝國統治下兩大民族的思想文化交融意義深遠。其一，該運動為雙方對自身和對方的文化進行審視提供了契機，促進了兩大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
這是因為，「舒歐比葉」運動引發了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文學領域的激烈論戰，雙方創作了大量文學論爭作品，一方面，經由波斯人的抨擊與批判，阿拉伯人不僅對自身歷史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認知和洞察，更開始認真審視和借鑑波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為證明波斯文化的優越性，波斯學者和官員積極尋覓和搜集前伊斯蘭時期波斯文化的素材，這些學術研究工作，間接加深了波斯人在社會文化層面對阿拉伯人的影響。
進而言之，得益於「舒歐比葉」運動的開展，儘管阿拉伯人指責波斯人的舒歐比葉運動有詆毀伊斯蘭教先知之嫌，但波斯文化影響力的日益擴大以及兩大文化的互動和交融，卻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於是，「舒歐比葉」運動成為文化碰撞、互動和創造力的象徵。
其二，該運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帝國統治者的政策方向，對營造一個更為平等包容的社會環境和開放多元的文化氛圍意義重大。具體而言，阿巴斯人摒棄阿拉伯人的民族優越原則，在帝國內部確立穆斯林之間的平等關係。這種平等和包容精神進而延伸至政治領域，統治者將效忠於己的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什葉派納入帝國統治體系。
哈里發麥蒙深受該運動的影響，指定什葉派第八代伊瑪目阿里穆薩·里達為哈里發的繼承人。無怪乎有學者認為：這些非阿拉伯血統的穆斯林繼承征服者的意志，將阿拉伯帝國事業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
其三，該運動雖發生於8—9世紀的阿巴斯王朝時期，但事實上，其影響範圍波及至整個伊斯蘭世界。11世紀，居住在瓦倫西亞的西班牙裔穆斯林伊本·加西亞借鑑波斯人的「舒歐比葉」運動成果，創作了自己的「舒歐比葉」文學作品，以反抗西班牙長期存在的阿拉伯沙文主義。
阿拉伯語是阿拉伯文學的基礎，其時阿拉伯文學的繁榮發展也離不開阿拉伯語中豐富的詞彙。在阿拉伯帝國時代，精通阿拉伯語語法、修辭學和詩歌對於文人學士而言至關重要。在前伊斯蘭時期，阿拉伯語是半島區域內阿拉伯人的部落方言，伴隨著阿拉伯的軍事征服，其傳播範圍也逐漸擴大。
由此可看出阿拉伯語的重要地位。它不僅扮演了宗教語言的角色，而且在倭馬亞時代成為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政府語言，在阿巴斯時代也成為了學術活動研究的語言。
儘管其他語言在國內仍有重要意義，例如中古波斯語和烏爾都語，但在翻譯運動期間，阿拉伯帝國的學者用阿拉伯語創造一種新的文學繁榮。到了9世紀，即使是反對伊斯蘭教或阿拉伯人的舒歐比葉運動中的文學作品也必須用阿拉伯語寫作，才能在帝國內部傳播，擴大其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