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勃
司馬靳之後，司馬家在軍事上就不再有重要性了。司馬遷知道這兩位遠祖的事跡，但對他們是怎樣用兵、打仗的，已經非常隔閡。事實上，司馬遷不算了解戰爭，把他的作品和《左傳》比差距尤其明顯。《史記》關於戰爭的敘事，善於捕捉戰場上的精彩畫面，對某個局部的描繪經常令人神馳目眩，但對軍政管理、後勤補給、軍事地理之類的問題，記錄錯誤極多，給今天的學者創造了無數寫考據文章彼此論戰的機會。
司馬靳的孫子司馬昌，在秦始皇時代擔任「鐵官」，鐵無疑是當時最重要的戰略物資；司馬昌的兒子司馬無澤，在漢高祖時做過長安城的「市長」，即管理市場的官員。漢高祖時代，長安城還只有一個「大市」（後來的東市），也就是說，天子腳下的主要商業活動，都在市長司馬無澤監督、管理之下。
司馬昌、司馬無澤就是司馬遷的高祖和曾祖。他們的工作經驗，司馬遷可能有所了解。不管怎麼說，司馬遷是一個對市場規律非常尊重的人，以至於後來班固要罵他「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記錄商業活動，推崇獲取巨額利潤的本領，卻理解不了君子固窮的高貴。
司馬遷認為人類的慾望無法消除，商業活動順應人的私慾，不加干涉反而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在《循吏列傳》中，他稱道孫叔敖的事跡，其中之一是楚莊王強行提升楚國貨幣的購買力，導致商家賣得越多虧得越多，店鋪紛紛關門，幸虧孫叔敖及時制止了楚莊王的瘋狂行為。又表彰鄭國的子產是個賢相，例證包括「市不豫賈」，即物價根據供求關係波動，政府不預先規定價格。
這些事例，大約都不是歷史事實，但仍然會為今天的經濟學家喜愛。
司馬遷的祖父司馬喜，司馬遷只提到他的爵位是「五大夫」。這個爵位代表一個至關重要的門檻：通常說來，身為漢朝的黔首，奮鬥一生，最高可以獲得八級爵位，而五大夫是九級爵。
就是說，司馬喜仍然處於一個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位，但卻是高位中的最底層了。而且司馬遷沒有記錄他的職務，可見無足稱述。換句話說，這個家族，已經面臨著進一步敗落的風險。
但是事情很快有了轉機。司馬喜的兒子司馬談，成了漢武帝的太史令。雖然，這個職務已經不再有西周時代的榮光，也不掌握實際權力。但是，卻無限接近權力核心。
於是，司馬家的一段古老記憶被激活，當然，也可能是為了順應當前形勢發明了這段記憶：「司馬氏世典周史」，而這種榮譽，甚至於可以上溯到傳說中的五帝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