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寫道：「我們經常看到甘蔗島上的種植園主衣錦榮歸，回到英國，但從菸葉殖民地就不見如此富有的種植園主歸來了。」[1]在重商主義時代，蔗園主可以算作最大的資本家之一。1771年，倫敦上演了一出很有名的喜劇，叫《西印度人》。這個戲是在為剛剛回國的一個種植園主舉行的盛大招待會上首次演出的。當時的盛況有如歡迎倫敦市長的光臨。招待會上的僕役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說：「他十分有錢，這就是一切。人們說，他所擁有的蘭姆酒和蔗糖，足以把泰晤士的河水配成飲料。」[2]
有一個在外種植園主曾表白說：「甘蔗殖民地的氣候對我們英國人的身體健康很不利，因此沒有人會選擇到那裡居住，更沒有人願在那裡定居。不過在那裡倒是可以更好地撫養家庭，有可能比在英國經營任何商業或者在美洲大陸經營種植園掙得更多的錢。」[3]但是，西印度的氣候，對奴隸主並非那麼有害，他一旦發了財，即可回到英國。1689年，巴貝多的代理總督寫道：「由於某種吸引力，英國把種植園的一切好東西都吸收回去。英國是萬物之歸宿。英國是我們唯一熱愛和嚮往的地方，不管我們身在何處，我們的心永遠留在英國。……我們所能掙來的一切東西都要帶回英國。」[4]1698年，西印度人把三百名孩子送回英國接受教育。據德維南特說，這裡有所不同的是，父輩們離開英國時是窮光蛋，而他們的孩子回國時成了小財主。喜劇《西印度人》中的種植園主貝爾卡先生這樣說：「哈哈，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生活在英國，享盡人間榮華富貴；我也是第一次置身於這個美麗的、富有藝術感而又優雅恬靜的祖國。幸福之星賜給我一大筆錢財，可是一陣陰風卻把我吹落此地，把錢財揮霍。」[5]種植園主在回到英國之後，他們最熱切的希望是弄到一片地產，以便列身於貴族之中，從而改換自己卑賤的出身。他們在英國社會上出現，正如布魯漢所指出的，對英國人的性格和道德不時產生有害的影響；每當他們人數增多，並獲得土地時，往往就把他們那種壞作風、壞行為帶到他們所在的地方。他們家財萬貫，揮金如土，並且有點放蕩，因而引起了不如他們富裕的英國貴族的忌妒和不滿。
[6]來加以解釋。
但是，在外地主制在西印度群島產生了嚴重的後果。那裡的種植園在工頭和代理人管理下，總是管理不好。總督在好幾屆議會上，都無法得到法定人數。許多種植園的辦公室只有一人辦公，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人口比例失調愈來愈嚴重，奴隸叛亂的危險性也日益增大。由於「虧損法」沒能阻止在外地主制的實行，因此地方議會試圖沒收在外地主占有的大片荒地，並打算把這些土地重新分給小農場。但是這些措施，由於那些在外種植園主的抵制，也為英國政府所反對。[7]
在英國居住的種植園主中，聲望最高的是貝克福特。他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格洛斯特郡的一個古老家族。1483年，這個家族的一個成員為國王而戰，死在波士華茲。另一個成員趁英國征服牙買加之機撈回了一筆家產。1670年，市參議員托馬斯·貝克福特爵士是最早的在外企業主之一。他每年從牙買加產業中獲得2,000英鎊的純利潤。彼得·貝克福特則是最著名的新殖民者，他在牙買加居住期間，先後擔任過該島所有最重要的軍事和政府官職，如議會議長、副總督和總司令。1701年，他逝世時，「已擁有任何一個歐洲人都比不上的最大的動產和不動產。」1737年，他的孫子威廉繼承了這筆家產，成為英國最有權勢的西印度種植園主。
「這是一座漂亮而又對稱的樓房：正中是四層樓，兩邊是二層樓，左右兩邊各有走廊相通，全是用精美的石塊建造。樓前有雄偉的門廊，底下有寬敞的地下室，建有兩處寬闊的階梯。樓里數不清的房間，間間陳設講究，顯示出富貴和東方式的豪華。每逢佳節，大樓里張燈結彩，金碧輝煌。各樓牆上掛著珍貴的藝術作品，餐具桌和櫃櫥里陳設著出自名藝術家和能工巧匠之手的金銀珠寶裝飾品。還鑲上一些貴重的大鏡子，給這些藝術品增添了無限情趣。此外，大廈還有一個寬敞的，藏有精選珍貴書籍的圖書室。……僅舉地下室大客廳的面積，就可以想像這幢樓房規模的大小。這個大客廳長八十五英呎十英吋、寬三十八英呎六英吋。它的頂部是拱形的，由巨大的石柱支撐。有一個房間是專門按照土耳其風格陳設的，裡面有許多大鏡子和帶有褥墊的長椅。另外一些房間用帶有雕花的大理石壁爐台裝飾，顯得十分優雅。」[8]
小貝克福特也不比他的前人遜色。他擁有財產，愛好幻想。根據本家族歷史學家的說法，他不滿足於平凡的事物，而追求奇特、氣派、甚至宏偉壯麗。因而他就建造了「芳德希爾修道院」。這個工程為大量的技工和勞工提供了就業機會。為了安頓這些僱工，在附近甚至還建立了一個新村。修道院內有一塊園地，裡面種上了各種美洲的開花灌木和樹林，這些樹木曾生長在其產地的荒野上。1837年，貝克福特由於在牙買加占有770名奴隸，因而領得補償金15,160英鎊。[9]
希伯特家族也是西印度的種植園主，同時兼營商業。正如我們已經了解到的，他們曾為非洲和種植園提供棉麻方格布。羅伯特·希伯特住在貝德福郡，靠來自西印度的收入為生。他開辦的種植園在牙買加是首屈一指的。為他寫傳記的作者肯定說：「他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主人，但是他從來沒有因道德方面的原因嫌棄過他的那份財產。」他臨終時，留下了每年三千英鎊的款項交由委託人，用作三四個神學學位的獎學金，以資鼓勵那些能用最通俗和靈活的方式傳播基督教義的人，獎勵在處理宗教事務中能秉公執法的人[10]。羅伯特的親戚喬治·希伯特是倫敦一家繁榮的貿易公司的合夥股東，還多年擔任過牙買加駐英國的代理人。喬治曾發起建造西印度的一些碼頭。他曾當選為公司董事會的首任董事長。畫家勞倫斯為他畫過肖像。這副像今天還懸掛在倫敦港口管理委員會的房間裡。喬治還是一個書籍收藏家，他的藏書在出售時，用了二十四天才賣完。希伯特家族占有奴隸1,618名，因而領得的補償金達31,120英鎊[11]。這一家族在金斯頓的宅邸是牙買加最古老的房屋之一，至今還屹立在那裡。這個家族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希伯特雜誌上，這是一份紀念季刊，專門登載有關宗教、神學和哲學的文章。這份雜誌創刊於1902年10月，上面寫著「本雜誌承蒙希伯特受託人的許可和贊助」等字句，這說明期刊上發表的意見是代表誰家的利益。[12]
約翰·格萊斯頓雖然與利物浦柯立商行和公司合夥經營糧食買賣，但是他並不滿足於此，他還間接地從事奴隸貿易，成為西印度的一個奴隸主。「同其他許多商人一樣，他也被認為是公正的、善良的。他堅持認為奴隸制是一種必需，所以他感到心安理得。」格萊斯頓是通過取消抵押人贖取抵押品的權利，才獲得了在英屬蓋亞那和牙買加的幾處大種植園。與此同時，他還廣泛地投入西印度的貿易。他把自己種植園生產的蔗糖和其他產品，用自己的輪船運往利物浦的交易市場出售。他通過這種手段，聚斂了大量的財富，這樣又使他能夠開闢新的門路，發展與俄國、印度和中國的貿易。此外，由於加入利物浦房地產的投資，使他又發了大財。他慷慨捐款給利物浦的慈善事業，修建教堂並資助其活動。在利物浦市希臘人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運動中，他還是個雄辯的演說家。他的兒子威廉·愛華特也是個名人。在他參加1832年紐華克的競選時，一份公開發行的雜誌正確地但有點笨拙地提醒選民們，這位候選人是「利物浦格萊斯頓之子，其父依靠西印度的貿易積攢了大量財產。換句話說，黑奴的鮮血變成了他家的財寶。」[13]在爭論奴隸解放的大部份年月中，約翰·格萊斯頓擔任著西印度協會的會長。有一次他與利物浦廢奴主義者詹姆斯·克洛帕在該市的一家雜誌上，就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制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他擁有奴隸2,183名。根據1833年通過的法律，他於1837年領到的補償金共達85,600英鎊。[14]
[15]
沃納家族遍布利華德群島，在安地卡、多米尼加、聖文森特和特立尼達都有這一家族的成員。托馬斯·沃納是加勒以地區英地的開拓者。有個家族成員約瑟，後來成為當時最著名的三位外科醫生之一。他原是蓋伊醫院的外科醫生，又是1750年建立的外科醫學院的頭一名學員。畫家薩莫爾·麥德利為他畫肖像，今天還珍藏在皇家外科醫學院。十九世紀沃納家族中曾有人當上安地卡議會的議長，還有一個成員當過特立尼達的首席檢査官，並且積極支持過從東印度輸入移民。這個西印度的家族中，最出名的也許要算佩勒姆·沃納，他是英國著名的板球手，而且被公認為英國這一項群眾運動的權威。[16]
[17]
布萊恩·愛徳華茲對人們指責種植園主滿身銅臭，好講排場，十分腦火地加以否認。但是事實總歸是事實。西印度人財運亨通，這是盡人皆知的。在倫敦、布里斯托，在南安普敦萬聖教的紀念堂里，到處可以看到富有的西印度人結幫成伙，這有力地說明了他們曾經享有的社會地位。[18]一些公立學校，如伊頓、威斯敏斯特、哈羅、溫切斯特，都充斥著西印度人的子弟。西印度人擁有的馬車數量之大，正如倫敦人抱怨的那樣，每當這些馬車在大街上雲集時，竟造成交通堵塞。有一個故事說，在喬治三世和皮特訪問威茅斯時，碰上了一個牙買加的財主，他身後尾隨著一天批侍從，其中還有騎手和穿制服的奴僕。喬治三世對此十分不滿，據報導，他對左右說：「糖，這一切都是因為糖，不是嗎？他變了多少關稅？皮特，他交了多少關稅？！」[19]西印度種植園主是艾普松、切爾特南等療養勝地的經常主顧。他們的子女在布里斯托的議會堂和溫泉等地與文人雅士們平起平坐。西印度的女繼承人是男人追求的對象。查理·詹姆士·福克斯曾經想與擁有八萬英鎊的菲普士小姐結婚，以償還他賭錢欠下的債務。[20]由於福克斯身為一個廢奴主義者，因此人們不禁要猜測，如果這段姻緣成功，他的事業將會發生什麼變化。
許多出身卑賤的英國人，由於某種原因，得到了一份西印度種植園的遺產而一躍成為富翁。這種遺產只是在後來才被看作是一種恥辱和累贅。但是在十八世紀並沒有這種看法。喬治·柯爾曼在「非洲人」這劇本中，塑造了一個青年，馬洛本先生。他原來是個屠夫，後因接受了一份西印度種植園的遺產，從此「經營黑奴，再也不宰牛賣肉了。」[21]馬洛本的經歷，當時的觀眾是很熟悉的。
由於人數眾多的西印度貿易商通過西印度的貿易，獲得了巨額利潤，因而就擴大了種植園主的勢力。據納米爾教授說：「在英國，很少有完全不與西印度貿易發生關係的大商人，而且有相當多的上層人物與產糖島嶼有利害關係。這同今天許多英國人手中握有亞洲的橡膠園、茶場、油田等的股票一樣。」[22]種植園主與商人，他們的觀點並不總是相同的。這兩部分人從一開始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組織。他們之間靠信譽來聯繫。這種信譽並不能確保他們之間的關係得到協調。但是，造成他們之間矛盾的基本原因不在於此。因為商人總是可以沒收抵押品的。比債務原因更重要的是種植園主決心保持壟斷價格，尤其在1739年，雙方為了競相發展對歐洲的直接貿易，加深了彼此的交惡。不過總的來說，他們之間利益的一致性要超過彼此的衝突。到1780年左右，他們終於聯合起來，這是由於要阻擋自由貿易的滾滾潮流，來加固他們的堤壩。
種植園主和商人這兩股力量的結合，再加上英國的殖民地代理人，這樣就組成了十八世紀強大的西印度集團。那時，議會腐敗，不時發生賄賂事件。因此，這些人「有錢能買鬼推磨」。他們購買選票，拉攏選區，打進議會。他們參加競選，引起議會席位價格的上漲。切斯特菲爾德伯爵出價2,500英鎊想買一個席位，結果遭到了一頓嘲笑。因為另一個西印度人所出的價錢是他的兩倍。[23]沒有一個私傳下來的英國的財富可以抵擋殖民地的這股金銀、賄賂之激流。英國國內的貴族十分憤慨，他們在選舉中被西印度人「激怒、挫敗、還化了好多錢。」[24]對於西印度人炫耀財富、吹噓如何花錢無度，顯然引起康伯蘭德的關注，他借戲劇中人物之口發出這樣的警告：「可以花錢，但是不能浪費。但願貝爾卡先生不要把淺當作家奴，任意擺布。您應該把它當作臣民，只能有節制地發號施令。」[25]在1830年的選舉中，一個西印度人花費了18,000英鎊，終於在布里斯托當選。[26]同年，另一個西印度候選人在利物浦的競選中落選。他共花了50,000英鎊，其中有五分之一是約翰·伯爾頓提供的。後者也是西印度的一個富商，又兼奴隸販子和奴隸主。[27]
貝克福特家族依仗家產穩坐議會。金·威廉從1747年到1754年一直是代表索爾茲伯里的國會議員。從1754年到1770年他又作為倫敦地區的議員代表。他的一個兄弟是布里斯托的議員代表，第三個兄弟是索爾茲伯里的議員代表，第四個兄弟曾競選當維特郡選區的議員代表，但未當選。理查·培南特一度代表利物浦。科德林頓家族的一個成員於1737年當上國會議員。喬治·希伯特從1806年到1812年代表西福德。愛德華·柯爾斯頓，這位十七世紀邱那德家族的成員，從1710年到1713年曾代表布里斯托列席議會。西印度集團在事實上而不是名義上壟斷了布里斯托的議會席位。約翰·格萊斯頓起先代表伍德斯托克，後來又代表蘭克斯特列席議會。1833年5月，他津津有味地聆聽他兒子在議會裡發表的頭一個演說。他兒子是紐華克的議員代表，他在演說中 到他們在蓋亞那的家產，而且極力維護奴隸制。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在對待奴隸制問題上，真是一片苦心，他的家庭與西印度甘蔗種植場的息息相關使他的演講滔滔不絕。[28]拉賽爾家族的一個成員於1757年當上了國會議員。亨利·高爾本為了維護在西印度的家業堅持到底地反對廢除奴隸制。直到1833年，他還請求國會採取措施促進奴隸貿易和農業，並請求國會親臨看一看由鄉村發展而來的市鎮，以說明與殖民地進行貿易的重要性。但是國會對此置之不理。髙爾本只好滿足於接收5,000英鎊，作為對他的242名奴隸的贖金。[29]特立尼達的約瑟·馬利亞特、布里斯托的亨利·布拉特，還有凱恩·道格拉斯、査理·艾利斯都是西由度人。在最有勢力的種植園主和貿易商協作委員會裡的十五個委員中，有十個委員在英國議會裡占有席位。[30]
為了使事情萬無一失，這些西印度人，如同奴隸販子一樣，不僅固守下議院，而且打入貴族院，以保衛他們的種植場以及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結構。從下議院跨進貴族院是很容易的。為了換取在政治上的支持，隨時可以授予他們貴族頭銜。據一個近代作家說，英國的貴族院裡，沒有一個貴族不受西印度人影響的。理査·培南特後來成為培恩勛罷；拉賽爾原是巴貝多的一個古老家族，被封為貴族後改姓海爾伍德。他們的一個後裔與當今國王的妹妹結了婚。昌多斯的馬奎斯，是1832年改革法案「昌多斯提案」的起草人。他在西印度擁有種植園，是西印度集團的發言人。但是他在臨死前，終於看到了他所鼓吹的西印度事業，幾乎化為烏有。巴爾卡利伯爵在牙買加擁有甘蔗種植園。解放奴隸時，他手中還有640名黑奴，為此獲得大約12,300英鎊的補償金。[31]從這件事可以說明，身為當時總督的巴爾卡利為什麼要拼命反對撤銷聖多明各協議。那時英國正企圖征服法國的這個殖民地，但沒有得逞。梅特蘭德將軍與奴隸領袖杜桑·盧維杜爾決定撤銷聖多明各協議。這位伯爵在家信中寫道：「毫不奇怪，倫敦方面不會運來大批糧食和衣服，軍隊已經集結待命行動，但卻沒有衣服穿。」[32]詹金森·霍克斯伯利勳爵，是西印度的一個企業主，也是普拉維貿易委員會的主席。他利用職權一再地支持奴隸主和奴隸販子。為了感謝他的一片忠心，許多鼓吹奴隸貿易的小冊子都是題詞獻給他的。[33]利物浦授予他榮譽市民的稱號，感謝他在國會中不辭勞苦地支持奴隸貿易，從而為本市作出了極大的貢獻。[34]打霍克斯伯利後來成為貴族。他一方面獲得了利物浦伯爵的頭銜，另一方面又接受利物浦市政當局的授封，真是兩者結合的象徵。
奴隸主們不僅控制了最高議會，與此同時，還和他們的盟友糖商和奴隸販子一樣，無孔不入。他們或當市參議員、或當議員、或出任市長。威廉·貝克福特就是倫敦市的市參議員，並兩次出任市長。當時人們嘲笑他的蹩腳的拉丁語和大嗓門。可是不得不尊重他的財富、地位，以及他的政治影響。作為一個市長，他舉辦的招待會，排場很講究。有一次，在一個豪華的宴會上，六位公爵、二位侯爵、二十三位伯爵、四位子爵、十四位上議院的貴族，還有下議院的議員，魚貫而入，逐一向他表示敬意。這個大奴隸主雖然曾經置皇家的反對於不顧，為威爾克斯和他的自由言論進行辯護，但是他的聲譽並未降低。[35]今天，在倫敦市政廳會堂里還矗立著他的紀念碑。紀念碑基座上刻著的金字，是一篇著名的演說詞。既使是喬治三世也會為這篇演說詞而感到羞愧。威廉的兄弟理査也當過倫敦市的參議員。威廉·邁爾斯生前當過布里斯托的市參議員。此外，喬治·希伯特也當過倫敦的市參議員。
西印度集團有許多有勢力的朋友。査塔姆一直是西印度權利的保衛者。至於這種權利是否正當，他從不過問。他還是貝克福特的密友。「他一直認為產糖殖民地是王國的內部利益，其他的看法都屬荒謬。」[36]約翰·格萊斯頓和約翰·伯爾頓是坎寧的堅決支持者。後者在談論西印度問題時總是強調它的可怕、微妙和「極端重要」。[37]赫斯基森和威靈頓對種植園主頗有好感。威靈頓拒絕「剝奪西印度企業主，以便讓他們在英國也能得到一些名利」。[38]赫斯基森認為，通過法律裁決或頒布法令的方式，來解放奴隸是不可取的。[39]但是，種植園主不顧英國人對奴隸制的反感，他們一意孤行，拼命反對取消奴隸制。所以這些朋友就和他們疏遠了。坎寧後來也感到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制是個令人頭痛的題目。[40]奴隸問題幾乎搞得赫斯基森失去理智，在他看來，種植園主都是些瘋子。威靈頓在英國對奴隸製作出最後決定之前，就使一個在倫敦的西印度代表團蒙受了粗暴的對待。
強大的西印度集團與十八世紀的壟斷商、國內貴族、以及海港城市的商業資產階級結成聯盟。這使他們能夠在腐敗的國會中施加強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足以使任何政治家都不能無視他們的要求。他們還代表一股勢力，「歷屆政府在處理緊迫的問題上都深知，能否得到這股勢力的支持，是舉足輕重的。」[41]西印度集團竭力反對廢除奴隸貿易，反對解放奴隸和取消壟斷制。他們隨時準備與增收糖稅進行搏鬥。用貝克福特的話來說，「這對產糖殖民地和食糖貿易是一個最致命的打擊」。[42]在美國獨立給予英國的重商主義和壟斷地位以首次打擊之前，西印度集團一直是英國國會的小衙內。
1685年，牙買加總督對額外徵收糖稅的建議提出了抗議。他說，這個建議不利於甘蔗種植業，也將使種植園無法經營下去。與此同時，還會影響其他的行業。由於這一建議，「維吉尼亞的胸口挨了一刀，巴貝多等島嶼發了高燒，而牙買加得了肺癆」。[43]1744年，種植園主們向每個國會議員陳述了他們的理由，企圖激起公憤來反對增收糖稅的新建議。然而，這個建議還是以「二十票對三票的多數通過了。」這件事使某些人大為震驚。這些人原以為其同行與朋友人數眾多，而其朋友們又與食糖貿易休戚相關，「自然會在眾議院得到大力支持。」[44]但是，西印度人畢竟是聰明的，他們把額外徵收的糖稅轉嫁到外國進口的亞麻製品上。這整個插曲只不過說明了「要對食糖額外徵收一次糖稅，就會遇到重重的困難，這些困難來自那些直接或間接地介入這個廣泛貿易的人和他們的影響」。[45]
後來，由於七年戰爭需要經費，又把增收糖稅的問題重新提了出來。英國國內的貴族一貫支持他們在殖民地的夥伴，然而此刻，當必須在本人和遠方親戚之間作出選擇時，他們的觀點是，「襯衣再貼身也不如長在身上的皮膚」。所以，貝克福特在國會發表演說保護夥伴時，一再被人打斷，每當他說出「蔗糖」一詞，就引起鬨堂大笑。歷史的變化真是莫測。1764年，麻薩諸塞的一位代理人說，種植園主在議會中有五、六十張選票，可以任意操縱表決。[46]這個時期正是西印度集團的極盛時期。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在改革的議會中出現了另一個五、六十人的投票集團。他們是蘭開夏的棉紡集團。這個集團的口號是，反對壟斷，支持自由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