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被殺後，東漢朝廷的政治權威，再次跳水一波。所以，王允、呂布把持的東漢朝廷，實際已經淪落為一方諸侯，也就是軍閥。皇帝和朝廷的命令止步於長安，關東地區事實上已經各自為政。

但皇帝和朝廷也不是啥用沒有。

繼董卓之後，第二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王允、呂布組合，明顯占著道義優勢。這裡的「挾」，不應該惡意理解成脅迫，也可以理解為協助。所以，權且可以看做是一個中性概念。

但亂世之中，「挾天子」的道義優勢能有啥用？

只要利用得當，即便不能重振朝綱、恢復漢室，也能在亂世博弈中占盡便宜。這一點，看後來的曹操就會清楚。單憑曹操，很多事情根本辦不了，但漢獻帝出面，就能辦；很多資源根本無法染指，但漢獻帝出面，就能染指；很多困局根本無解，但漢獻帝出面，就有解。

相比曹操、袁紹這些梟雄，王允、呂布這倆人的危險係數和野心指數要低得多。

王允是豪族名士，而且忠於漢朝，最後也算以身殉國。所以，他有恢復漢室的願望。這種願望的強度和純度，甚至能超過劉備。

呂布是軍事強人，但比之袁紹、曹操這些人，他對獻帝的忠誠更純粹。獻帝淪落洛陽，本就想讓呂布來迎駕。

所以，這倆人既能充分利用漢獻帝和東漢朝廷的合法性資源，又不至於架空皇帝、反噬東漢。

既然是這樣，那王允、呂布這對新軍閥為何會曇花一現、轉瞬成哀？

首先是局面非常兇險。

殺董卓是一場政變。無論這場政變是正義還是邪惡，但肯定是蠢。為啥皇帝不能一劍捅死權臣？因為皇帝可以捅死權臣，卻接收不了權臣的權力，也解決不了只有權臣才能解決的問題。權臣董卓的確死了。但獻帝和王允無法接收董卓的權力。

其中最硬的權力就是涼州兵。

并州兵可以接收。呂布是并州軍事集團的代表。有呂布在，并州兵不會鬧事。王允是并州名士。有王允在，并州兵與有榮焉。但丁原死後，并州兵集體加入董卓軍事集團，成為涼州兵的配角。所以，真正的權力是涼州兵。

那涼州兵在哪？

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黽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御山東。

董卓逼著朝廷遷都關中。然後，他自己在洛陽跟關東諸侯打了一年仗。最後，打累了、打煩了，董卓也就返回關中。但是，涼州兵沒有跟董卓一起回來，而是還在東方前線對付討董聯盟，具體來說就是今天河南的三門峽地區。

所以，董卓被殺後的局面是：洛陽以東是關東諸侯，洛陽以西和關中以東是西涼兵，關中長安是東漢朝廷和王允、呂布。

涼州兵成了關東諸侯和東漢朝廷之間的一支孤軍。

如果涼州兵戰鬥力一般，那就會在東西兩方的合力絞殺下灰飛煙滅。但問題是西涼兵的戰鬥力堪稱頂級。往東關山東諸侯肯定沒戲，一是關東諸侯不好打；二是洛陽一帶燒成無人區。所以，他們一定要往西打，也就是攻打王允、呂布這對新軍閥。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局面使然。在當時的這個局面下，西涼兵肯定要造反，而且造反之後就會往西打朝廷。

其次是平衡徹底打破。

桓靈以來，東漢朝廷的統治權威不斷跳水。但是，皇帝一直都在，所以跳水有限。內部皇帝跟豪族打、外部朝廷跟胡人打。雖然皇帝居中調度、朝廷有所作為，但主要賞罰，而很難靠權威。罰就是黨錮，豪族不聽話，那就得打屁股；賞就是花錢，勁卒拼命沙場，那就得給錢花。但是，純靠賞罰的統治成本太高。不令自行，就是權威。但朝廷既不能對東部豪族不令自行，又不能對邊地將領不令自行。

黃巾起義後，皇帝和朝廷不僅要繼續加大賞罰力度，而且還要批量放權。於是，允許地方州郡自行招募士兵平叛黃巾起義。漢末軍閥幾乎全都參加過平叛黃巾起義之戰。在平叛的過程中，州郡建立了地方武裝、官員建立了私人武裝。所以，軍閥時代的形成，跟黃巾起義密切相關。如果之前的權威僅在上層失效，那此時則是在基層失效。因為老百姓不僅不聽話，而且敢造反。

這時候，朝廷的權威只能依靠傳統的慣性維持。何進被殺後，連慣性都沒有了。東部豪族和西部將領在朝堂上劍拔弩張，最後董卓勝出。這時候，帝國的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已經徹底撕裂，皇帝成了傀儡、朝廷成了擺設。

但董卓時代，東漢還能維持脆弱的平衡。

董卓時代已經是一個大分裂的時代。但是分裂中有平衡。朝廷的權威雖然沒了，但董卓的權威可以反哺朝廷。董卓給名士封官，同時壓制西涼將校，所以贏得了部分名士的支持。比如王允和蔡邕等人，不管喜不喜歡董卓，但都給董卓辦事，而董卓也給這些人官做。並涼勁卒集體倒向董卓，董卓又一直把持朝廷，所以朝廷也算有了一支暴力武裝。

但是，董卓被殺之後，平衡被徹底打破，各種矛盾瞬間爆發。

聽說董卓被殺，而且是被并州人殺的。於是，東部前線的涼州兵立即屠殺軍中的并州人。王允和呂布都是并州人。當並涼矛盾爆發，這對并州組合不僅無法控制涼州兵，而且也不會被涼州兵信任。

涼州兵內部也出現分裂。上層中郎將一級的軍官，比如徐榮、胡軫，與基層校尉一級的軍官，比如李傕、郭汜，完全就是兩種反應。前一種猶豫著依附朝廷，後一種則直接造反。

關鍵是董卓死後，沒有產生能夠取代董卓的軍事強人。呂布完全不夠格，所以成為王允的附庸。而王允與呂布組合的緊密程度，遠低於董卓與王允組合。這一點最要命。軍事與內政無法和諧，都不是不能一起解決問題，而是會被問題解決掉。

第三是王允愚蠢透頂。

局面兇險、平衡打破，那王允、呂布是不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辦法是有的，而且不難想。

呂布建議王允發布赦令，讓涼州兵安心。但王允認為「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

如果發布赦令，那就是先認定了涼州兵有罪所以才赦；如果是這樣，那不是讓涼州兵更加自疑嗎？所以，發布赦令不行。王允把自己的書生邏輯套用到耿直的涼州兵身上，也是一種書生誤國。

呂布又建議那就把董卓搜刮的財寶給大家分了，起碼先讓內部團結一波，然後才能一起解決外部問題。「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這是老大一筆巨款。但王允還是不同意。

可以說呂布的這些建議很有見識。在揣度心理、籠絡人心方面，呂布比王允有經驗。但秀才遇到兵有力說不通，兵遇到秀才同樣有理說不通。因為這兩種人不是一個講理、一個不講理，而是講的不是一套理。

有人建議派皇甫嵩接手涼州兵。皇甫嵩也是涼州人，而且還是當世名將，名望、出身都比董卓好。涼州兵更願意跟著董卓。但董卓死了，這時候，讓他們選擇跟著皇甫嵩也不是不行。而且，東漢朝廷一直就想讓皇甫嵩接手董卓的軍隊。但王允仍舊不同意。

「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關東諸侯才是自己人，讓皇甫嵩接管涼州兵，然後屯兵陝縣，那關東諸侯怎麼安心？但當時的問題是涼州兵最不安心。

之前專門講過王允的履歷。簡單說就一句話：王允這種人沒啥本事，也不可能有啥本事。

名士官員不是基層行政中煉出來的，也不是屍山血海中殺出來的，而是靠家室、靠籍貫、靠行為藝術、靠互相吹捧評出來的。這類奇怪物種能有啥本事？

他們壟斷社會資源、擁有強大影響力，甚至承擔起組織社會的功能，但不是因為能力而是因為位置。風平浪靜的時候，誰都能掌舵。但風不平浪不靜呢？

面對董卓被殺後的兇險局面，王允不僅沒能左右逢源，而且一直昏招迭出。

在內部關係上，他沒能團結長安朝廷，而且日益固執、日益驕橫，「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甚至，不顧眾人反對殺了大名士蔡邕。蔡邕是一個讓董卓和曹操都器重的名士，卻被王允殺了。對於呂布，王允僅是把他當成殺死董卓的工具人。等董卓死了，他對呂布只剩下鄙視。「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有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所以，呂布的建議，不管有沒有用，王允統統不聽。你就是個匹夫，所以全是匹夫之見，我憑啥要聽。

在外部關係上，王允對涼州兵的處置堪稱火上澆油。這是最錯的一步。對於涼州兵，他連個赦令都不肯給。不給赦令，還要罷兵，也就是把涼州兵遣散回家。但這夥人前有諸侯、後有朝廷，還怎麼敢回家？於是，「當悉誅涼州人」的謠言也就傳到軍中。一群武力值爆棚、恐懼到極限，而且還沒了退路的人，剩下的也就只有攻擊性。

「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恐懼在涼州人中廣泛蔓延。等到李傕殺到長安的時候，自發而來的涼州兵已經多達十萬。這支力量是王允、呂布無論如何都無法抵擋的。

王允被殺、呂布逃亡，而關中大地則迎來一場巨大浩劫。因為殺死王允、趕走呂布後，涼州兵還要互相廝殺。

董卓死後，大的平衡打破，小的平衡也被打破。涼州軍事集團也發生了分化。上層的中郎將，要麼直接造反然後直接死掉，比如牛輔，董卓的女婿，領兵造反卻死於亂軍；要麼歸附朝廷而或死或亡，比如徐榮、胡軫，帶兵去打李傕，結果一死一亡。還有在當時置身事外的，比如段煨，李傕郭汜在長安殺來殺去的時候，這傢伙卻在華陰種地。

所以，李傕、郭汜這些人，都是涼州兵中的小角色。他們在士族眼中啥也不是，而在涼州兵眼中同樣啥也不是，沒有一個人能夠代替董卓重新整合涼州兵。所以，大家只能殺來殺去。這時候，最倒霉的就是關中百姓。

公元192年，四月，李傕兵入長安。公元193年，關中洪水泛濫。公元194年，關中連月不雨。公元192年，關中還有幾十萬戶人家；公元195年，關中已經荒無人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