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在陽穀縣賣了多年炊餅的武大，突發惡疾，死了。這可急壞了三個人：武松、潘金蓮和西門慶。

一聽說哥哥出事，「打虎英雄」武松隨即丟下手中所有公務，回家料理後事。

而武大的妻子，貌美如花的潘金蓮，著急的卻不是如何安葬先夫。她早已與縣裡開生藥鋪子的大官人西門慶「有一腿兒」。武大也正是因撞破二人醜事，而被他們挾私報復，鴆殺喪命。

武大一咽氣，潘金蓮就對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著你做主！」話一說出口，她又擔心自己以後沒了地位，隨即補充一句：「你若負了心，怎的說？」

擱這殺人的當口，西門慶哪裡閒心談情說愛？說實話，鴆殺武大，也是他頭一遭殺人。殺人不是殺雞，他哪會不緊張？但潘金蓮的話，已脫口而出，他只能趕緊回應。

於是，便有了西門慶那句：「我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

01

以上情節，出自明代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談及此書，一般人總會被其中的色慾所「迷惑」；很少有人知道，這本書也是影射一個時代的「照妖鏡」。

書的開篇便塑造了一個經典人物，西門慶。

與《水滸傳》中的西門慶差不多，《金瓶梅》裡的西門慶，也是吃喝嫖賭樣樣精通。

自從繼承了他爹留下的生藥鋪子之後，西門大官人就時常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結交的朋友，亦多是「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但闖蕩江湖許久，也練就了些許拳腳功夫。十里八鄉的，倒也闖出了些許威名。

一開始，只有一家生藥鋪子的西門慶，家產並不十分富裕。但憑著走南闖北的膽識，廣泛結交的人脈，開藥鋪之外，他在縣裡「與人說事，交通官吏」。自從有了「保護傘」，陽穀縣裡「舉放私債」的好事全都歸了他。

隨著財富的增長與地位的提升，西門慶不僅將大女兒西門大姐嫁給了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搭上了上層的關係，還給自己新娶了本縣左衛吳千戶的女兒吳月娘填房，人生好不快活。

有意思的是，在《金瓶梅》故事發生的宋朝，實際上並不存在「提督」「衛所千戶」等官職，這些都是明朝才出現的職位。難道該書的作者連這點歷史常識都不具備？不是的。正如我後面要講到的，宋朝只是《金瓶梅》的一個盒子，裡面裝的全是明朝的東西。

在續娶了吳月娘之後，西門慶又相繼收入了富孀孟玉樓、太監侄媳李瓶兒，兩個小妾的到來，又為他帶來了巨額財產。

西門慶的這種生活意識，與明朝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觀念幾乎完全相同。據史料記載，終明一代，上層對下層的剝削髮展至頂峰。從明憲宗時代開始，無論君主還是普通貴族，都將家族的財富看得比國庫更為重要。為了儘可能多的聚斂錢財，「私鑄銀錢」「開設皇莊」那都是家常便飯。

不過，西門慶的財色雙收之路倒也不是一帆風順。

受利益鏈條的牽連，西門慶努力攀上的「大樹」楊提督，被宇文虛中一夕參倒後，順帶也將他絆倒了。對此，一向處於社會末流的西門慶未免有些心慌。

但他最擅長「與人說事」，說白了就是牽線搭橋，上下拿錢。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揚州鹽商王四峰曾通過他，搭上了位高權重的奸臣蔡京。最後，在蔡太師的襄助下，王四峰免於受罰，並附贈了其2000兩銀子酬謝。而西門慶轉手就將銀子一分為二，一份歸了自己，一份孝敬蔡太師。

如今，自己出了事，西門慶故技重施。他找來經常替自己往京城送禮的來保，讓其先備一份厚禮往蔡京府上，打探消息。從蔡府公子蔡攸的口中，來保等人得到了一個重要信息：昨天三法司會審，主審的是右相李邦彥。蔡京樹大招風，如今也正牽扯楊提督一事，被聖上罰靠邊站，不適合發聲。不過，楊提督的事，上頭已有定論，問題不大，只是會牽扯手下部分用事人等，你要不到李大人那去探探口風？

就這樣，西門慶通過來保再向右相李邦彥進貢。

當來保等人把禮物呈上時，李邦彥早已等不及，一面說道：「你蔡大爺份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好受此禮物？」另一面又補充：「科道參言甚重，一定要問發幾個。」說完，命人取來準備發落的犯人名單，西門慶的名字赫然在列。

來保見了主子的名字，嚇得魂飛魄散，趕緊遞給李邦彥五百兩，請求對方法外開恩。

《金瓶梅》接著寫道：「（李）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一面收上禮物去。」

能用錢解決的，那都不是個事。

西門慶算是躲過一劫了，但《金瓶梅》作者借「賈廉」之名諷刺李邦彥假清廉的用意，也是十分露骨了。

02

在真實的歷史中，宋代高官根本不會為了500兩銀子見錢眼開。

宋代的官員年薪是帝制時代歷朝中最高的。拿大家熟知的包青天舉個例，根據宋仁宗嘉佑年間頒布的《嘉佑祿令》規定，包拯作為龍圖閣直學士兼知開封府，一年至少有1656貫的俸祿。

在古代，官方通常將一貫錢與一兩銀子的價值劃等號。相信身為右相的李邦彥，年俸絕對不會比包拯低。來保所送的500兩，實不足讓他垂涎三尺。

但這種情況到了明代，就大為不同了。乞丐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最恨貪官污吏。他認為，以往各朝出現大面積的貪官污吏，不是因為他們缺錢，而恰恰是因為他們太有錢了。如果要保障大明王朝官員持續廉潔，那就必須降低他們的俸祿水平，甚至是發實物，不發錢。而且，各級官員的俸祿都是限定死的，只要天下還是大明的天下，什麼級別的官員拿什麼工資，都得遵循太祖的規定。

只能說，朱元璋這種異於常人的思維，在明初百廢待興之際，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那時，明朝各項規章制度還是執行得比較徹底，錢還挺值錢的。就像的名臣王瓊後來說的：「國初定製，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可日子越往後，問題越大。

首先是社會底層商人。這一群體在帝制時代一直得不到重視，但他們卻是整個社會中最懂財富如何最大化的人。

在強大的利益驅動下，人對財富的追求與取捨開始陷入迷茫。正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能謀得暴利，誰還有空管它合不合法。如此一來，到了中晚明，商人根本不管朱元璋那套「寸板不得下海」的政策，放開膽子與日本、葡萄牙等外國人通商，在他們手中以物易銀，謀得暴利。

根據歷史學者估算，從嘉靖年間到明朝滅亡的百餘年間，平均每年約有75噸的白銀從日本流入中國。另外，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銀也在葡萄牙的全球貿易中，從海上進入中國。數據顯示，明朝晚期，包括日本、美洲在內的世界白銀產量，約有1/3至1/2最終流入中國。

錢多不一定是好事，大量白銀流入自然會導致市場上的錢貶值。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可不知道為何明朝後世君主們一個個在撈錢時都犯了傻，在他們設置的金融體系中，居然沒有提前設置「準備金」。白銀一到，明朝原先自給自足的那套大明寶鈔直接撲街了。大明寶鈔貶值後，官方只能加速印錢，這成了大明王朝一個無解的金融無底洞。

此舉可把那些拿著死工資的官員給害慘了。

沒錢買米，這日子沒法過。故而，捐官受賄幾乎成了晚明官員心照不宣的一種財富來源。

這也就是為什麼《金瓶梅》中的北宋右相李邦彥，竟會為500兩而折腰的原因——人家表面是一部宋朝歷史劇，實際是一部明朝時代劇。

03

與《水滸傳》的講述不同，《金瓶梅》中，武松回家後並沒有遇上寡嫂潘金蓮和仇人西門慶。

武大郎死後，潘金蓮與西門慶草草將其火化，之後大肆狂歡。潘金蓮嫁予西門慶為第五房妾室，人稱「潘五娘」。至於他們倆的醜事，街坊鄰居們都曉得，但礙於西門大官人的權勢，也不敢多管，只編了四句，算是嘲諷西門慶：

「堪笑西門不識羞，先奸後娶醜名留。轎內坐著浪淫婦，後邊跟著老牽頭。」

比較諷刺的是，西門慶並不十分清楚潘金蓮的過去。

在嫁給武大郎以前，潘金蓮已被其親生母親先後販賣給了兩任主人——王招宣和張大戶。這倆老頭均是老來縱慾人士，在他們的家中，原為良家子的潘金蓮被調教得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再加上「天生麗質，臉襯桃花」的優勢，她很快在張大戶家嶄露頭角。之後，為了改變命運，潘金蓮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將自己的全部奉獻出去，以換取金錢、地位和自由。

可見，潘金蓮雖是世間少有的蕩婦，卻也是個極可憐的人。

不湊巧的是，張大戶是個「妻管嚴」。當張大戶的妻子得知了丈夫的出軌行徑時，卻將一腔怒火發泄到潘金蓮的身上，認為其是紅顏禍水，對其「甚是苦打」。

而張大戶所能做的，就是將潘金蓮發賣給樣貌醜陋的武大郎為妻。張大戶看中的，正是這個男人「不行」。

人生三次被賣，潘金蓮並沒有反抗，也不想反抗。

原生家庭的不幸，加上長年在男人堆里的鬼混，她已經學會了如何精緻利己。就像張大戶將其發賣，也只是為了使自己能順利躲過老婆的目光，繼續與潘金蓮廝混。

哪料，縱慾傷身，武大討得潘金蓮後不久，張大戶就「彈盡糧絕」了。之後，在武大郎家，潘金蓮的心情跌落谷底，直到那日開窗，不慎砸中了西門慶的頭。

潘金蓮的遭遇，與現實中的明朝婦女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受程朱理學影響，明朝肇建伊始，朱元璋就定下規矩：「凡民間寡婦 ，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聞，除免本家差役。」

帝制時代，徭役是歷代王朝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而明代初期，政權不穩，戰爭不斷，農業發展受困，賦稅徭役只能不斷地加重攤派。由此帶來了惡劣影響，有永樂年間的唐賽兒叛亂為證。

可知，在當時，寡婦只要不改節就能免除本家徭役的福利，這誘惑力該有多大。

然而，人畢竟是社會的產物，他們的思維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

進入明代中葉，商品經濟興起，進一步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風、高消費之風，充斥整個社會。人們突然意識到，能過上好日子絕非因早年遵守倫理綱常的「存天理，滅人慾」，而是別有門道。

一些掌握著儒家話語權的有學之士，也開始抨擊原來那套束縛人性與正常生活需要的社會系統。

壓制女性社會地位的「夫為妻綱」，自然也成了眾矢之的。為了自己的自由，婦女們當然要與從前的舊制度抗爭到底。於是，在明代史料中便時常出現某位官員，置備了許多貌美妾媵，但是「妻嚴酷不敢近」的懼內畫面。

可笑的是，在這場「婦女解放運動」中，婢女並沒有資格參與其中。在商品經濟逐漸發展的明朝中晚期，婢女被定義為主人家的私有財產。也就是說，不管社會怎麼解放思想，都跟她們沒有關係。

不過，中國家庭向來以父權家長制占主導地位。故而，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的婢女有時也會應主人的需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從而變相獲得社會地位的提升。

說到這點，就不得不提《金瓶梅》中西門慶家的另一小妾龐春梅。她原先不過是西門慶正牌老婆吳月娘身邊的丫環，自從被西門慶收用後，她就成了府中少有的尊貴「主兒」。從前跟西門慶要求這要求那的潘金蓮見了她，也不敢粗使，只叫她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倒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她，絲毫不敢怠慢。而沒啥眼力見的孫雪娥，仗著四奶奶的身份，對龐春梅頤指氣使，最終則吃盡了苦頭。

自從這股開放的社會風氣得到釋放後，明代中晚期的小說界，除了《金瓶梅》外，還有《浪史》《痴婆子傳》《繡榻野史》等都對傳統的禁欲主義發起史無前例的挑戰。

04

到底是哪位仁兄開啟了這部奇書中的色慾先河？歷史上則眾說紛紜。

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萬曆野獲編》中留下了線索，稱作者為「嘉靖間大名士」。可能囿於當時的環境，他並沒有對這位大名士展開詳細描述。

在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金瓶梅》刻本萬曆刻本中，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第一句話就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指明書的作者為「蘭陵笑笑生」。

「蘭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該序最後一句話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緊接著，《金瓶梅詞話》中，《廿公跋》又留下了重要線索，其中稱：「《金瓶梅》傳為世廟一巨公寓言，蓋有所刺也。」

巨公即大官，世廟代指廟號為明世宗的嘉靖皇帝。所列信息與沈德符所言相合。

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這有限的歷史信息，對《金瓶梅》的作者問題做一番考究和推測。

蘭陵郡，在歷史上曾轄過今天的山東省和江蘇省的部分地區。也就是說，該書的作者當為山東人或是江蘇人。

書中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的故事多發生在陽穀縣和清河縣。在書中的前八十回，被作者明確歸屬於東平府，與陽穀縣、清河縣並稱為「一府二縣」。從古至今，陽穀縣一直隸屬於山東，現為山東省聊城市下轄縣。書中所介紹的東平府，歷史上府治即今山東東平縣州城鎮。在宋代，這裡大部分時間叫鄆州。

故而，早在明代，蘭陵笑笑生的真實身份，就已被認定是嘉靖時代與山東有關的大名士、大官僚。

縱觀嘉靖時代的文壇，才子文人各競風流，會寫小說、戲曲的文化名人數不勝數。其中，與山東有關的，就包括從嘉靖二十六年那場科舉中脫穎而出的李先芳、李開先、王世貞等數人。

另外，根據《金瓶梅》刻本的最早流傳軌跡，史學界還給出了多達60多人的可能作者名單。唐寅、沈德符、李攀龍、謝榛、汪道昆等中晚明文壇「後七子」以及科舉名人皆位列其中。

根據《金瓶梅》所描繪的內容，明人沈德符直接拆穿了作者用意。他告訴後人，《金瓶梅》中蔡京父子影射的是嚴嵩父子，林靈素影射陶仲文，朱勔影射陸炳。此三人皆是嘉靖時代的權佞。借古諷今，針砭時弊，《金瓶梅》中的宋徽宗隱喻了誰，不言而喻。

那嘉靖一朝，誰跟這三人苦大仇深呢？

無疑是王世貞。

當年，楊繼盛彈劾嚴嵩父子禍國殃民而遭迫害時，掌管錦衣衛的指揮使陸炳儘管同情楊繼盛，卻未出全力為其脫困。楊繼盛入獄後，僅有王忬、王世貞父子為其奔走呼救。

楊繼盛的慷慨就義，令大明天下震撼不已。人們紛紛譴責嚴嵩父子一手遮天。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嚴嵩不得不將仇恨的矛頭對準了王世貞的父親王忬。

那時的王忬在遼東戰場上意氣風發，被嘉靖皇帝調派到長城一線防禦韃靼部。誰料，就在王忬到任後不久，韃靼部越過長城威脅京師。得知消息的嘉靖皇帝龍顏大怒，隨即起了殺心。

為了救父一命，王世貞攜其弟跪在嚴嵩家門外三天，滴水未進，卻被嚴世蕃以擾其清閒，攆出嚴府，眼睜睜地看著他爹人頭落地。

於是，世間便有了王世貞撰寫《金瓶梅》，用西門慶影射嚴世蕃，並在出書之日，在每頁中塗上毒藥，贈予嚴世蕃閱覽，後者被毒死的傳說。

眾所周知，嚴世蕃最終的結局是被嘉靖砍了頭。但《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貞一說，卻從未消失。從明清時代開始，諸多流傳後世的資料紛紛指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貞，這一度幾乎成了「鐵案」。畢竟，王世貞曾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又是嘉靖時代「後七子」中的領袖人物，引領嘉靖文壇二十多年的文風走向。區區一本《金瓶梅》，他還是有這樣的水平和能力撰寫的。

05

然而，《金瓶梅》作者為王世貞一說，到了近代，卻被文史圈中的四位大佬一力否決。他們分別是：魯迅、鄭振鐸、吳晗、茅盾。

魯迅給出的依據是，《金瓶梅》這類小說在晚明時代相當常見。不能因為王世貞在嘉靖文壇久負盛名，就認為該書是他所作，即便王世貞曾有在山東任職的經歷。

他認為，《金瓶梅詞話》被發現於北平，為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文章雖比現行本粗率,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這絕非江蘇太倉人士王世貞所能駕馭。

由魯迅發起的這次質疑，改變了《金瓶梅》作者一貫的定論。學者們紛紛對原有的證據，進行推理分析，最後又得出了N多作者的猜測。

其中，角度最為新穎的，當屬「徐渭說」。

學者全亮認為，在《金瓶梅》第十七回，兵部王尚書不發兵馬致使朝中楊提督被宇文虛中彈劾的那段，與現實中王世貞的父親王忬的經歷很像，很有可能作者就是為了影射當年王忬拒不出兵，致使韃靼部越過長城的事實。如此一來，王世貞若為《金瓶梅》作者，則未免太「喪心病狂」，不合常理。因此，《金瓶梅》的作者當另有其人。比較可信的懷疑，就是王世貞的仇人，為了惡搞他整出來的一部小說。

歷史上，與王世貞有仇的名人除了徐渭，還有謝榛。但全亮以為，謝榛和王世貞同屬「後七子」之列，兩人身邊共同好友不少，謝榛不具備不計後果與王世貞撕破臉皮的條件。徐渭就不同了，此人對王世貞的厭惡是全方位的。徐渭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文集中，公開嘲諷王世貞已是人盡皆知。

而現實版的文人徐渭也是足夠「喪心病狂」的，他不僅因為妻子張氏對其不貞，在癲狂狀態下把人殺了，還曾幾次試圖自我了斷，一次比一次瘋狂，結果卻都沒死成。

全亮等人因此認為，徐渭一生處於複雜的家庭矛盾中，這些家庭矛盾促使他晚年創作了《金瓶梅》。《金瓶梅》是用血淚浸染的教訓，是用生命譜寫的華章，是徐渭一生跌宕起伏、衝突矛盾的大總結。

總之，只要《金瓶梅》的歷史與文學魅力一日不消減，關於它的作者的爭論也就一日不停歇。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部包裹著色慾的奇書，正是明朝中晚期社會萬象的一疊實錄，一次揭發，一個隱喻。

《金瓶梅》中的眾人在一片盛世繁華落幕後，死的死，走的走，像極了經歷過商品經濟與思想解放盛世的大明王朝，在日漸奢靡的風尚中，走向了末路，走進了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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