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料理中，壽喜鍋堪稱「人氣擔當」。據說在銀座、六本木這樣的商業區，吃一頓「靠譜」的壽喜鍋，人均要1000多人民幣。
因為這些高檔餐廳壽喜鍋選擇的食材，是有著「國寶」之稱的日本和牛。
有趣的是，日本人的火鍋中，有牛肉、豬肉，甚至馬肉和鹿肉，卻很少見到羊肉的身影。原因很簡單，羊肉濃重的膻味，讓明治時期才「自由吃肉」的普通日本人避而遠之。
不過，北海道是個特立獨行的存在。全日本每年幾萬噸的羊肉消耗量（豬肉、牛肉都有數百萬噸），一半以上都來自這裡。
他們不僅喜歡吃羊肉，還「開發」出了一道「霸氣側漏」的「本地特色」——成吉思汗烤肉。
除了「成吉思汗烤肉」，「成吉思汗蓋澆飯」也是當地特色。
說到這兒，可能有人要問了，北海道與蒙古「毫不相干」，但北海道人為何研發了一系列「成吉思汗料理」？我查了一些資料，跟大家簡單聊聊。
「源義經」與「蝦夷」
在我看來，所有的一切，都要從源義經開始講起。
他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悲情英雄」，與同父異母的兄長源賴朝一齊舉兵討伐平家，在源平合戰中戰功彪炳、威名顯赫。
但因為源賴朝的猜忌，二人最終反目成仇，源義經戰敗，引刀自裁。
但和中國一樣，人們對悲情英雄往往都有很深的執念，民間也經常誕生出各種「英雄不死」的傳說——要麼出家為僧，要麼流落海外，要麼歸隱山林。
作為日本最具人氣的英雄人物，源義經也不例外。室町時代的《御伽草子》中，便有「御曹子島渡」的記載。
賴朝舉兵前，「年青俊秀」的義經從四國的土佐港出發，在「滿天神佛的庇護」下，經過蝦夷島，最終到達千島的喜見城，並與「大王」的女兒結為夫婦。
而寬文十年（1670）出版的《本朝通鑑》（江戶時代官方編修的編年體通史）中的「俗傳」記載，「源義經在戰亂中沒有死，而是向北逃到了蝦夷（北海道的古稱）」。
結合 「御曹子島渡說」與「義經北逃蝦夷」的傳說，「義經北行說」正式形成。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認為，源義經並沒有死，而是逃到了北海道。
德川幕府時期，伴隨著幕府對蝦夷地區的征討，民間疊代出了「（義經）蝦夷討伐說」。
譬如學者新井白石（1657—1725）所著的《蝦夷志》中，不僅記述了源義經流亡蝦夷的「史實」，還增加了源義經與蝦夷大將女兒結親，成為「阿伊努王者」的橋段。
成書於明和七年（1770年）的《源氏大草紙》中，源義經的「流亡之旅」發生了巨大變化。他不僅去了蝦夷，還去了「韃靼」，活動路線一下子延伸到了中國大陸。
「源義經」是「成吉思汗」？
進入19世紀，「源義經即成吉思汗」的觀點，開始在民間流傳開來，甚至連一些專家學者也深信不疑。這裡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國博物學家西波爾德、政治家末松謙澄和學者小谷部全一郎。
西博爾德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的一個醫學世家，以博聞強識著稱。
1822年，他前往荷蘭做了隨軍醫生，駐紮在巴達維亞，很快引起了總督的注意。次年，被任命為荷蘭駐日本商館的駐館醫生，到達日本長崎的出島。
除了日常行醫之外，他致力於日本植物、動物和地理學知識的研究，收集到了非常多的動植物標本和文物，並擁有了日本地圖。
鑒於這些東西數量實在太多，甚至被幕府懷疑為「俄羅斯間諜」，1829年被驅逐出境，並被命令不得再次進入日本（黑船事件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於1859年再次前往日本，直到1862年）。
不過，西博爾德並未對日本「心懷怨恨」。他不僅向歐洲人熱心介紹日本的風土文化和藝術，還埋頭著書，先後出版了《日本》、《日本動物志》等著作。
但是，以嚴謹治學著稱的他，在編纂《日本》一書時，採納了「義經即成吉思汗」的觀點。由此可見，「成吉思汗即源義經」的觀點，此時已深入人心。
他認為，成吉思汗與源義經的「生活年代」比較一致，很多習慣也有「相似之處」。
- 義經死於公元1189 年，倘若從蝦夷進入（中國）大陸的話，應當在1190年左右到達蒙古高原，而成吉思汗「恰巧」在1190 年左右「突然」崛起於蒙古高原。
- 成吉思汗使用的白色軍旗，蒙古和中國（中原王朝）都沒有的長弓，與日本貴族「相似」的蒙古宮廷習慣，也極有可能都是源義經帶入蒙古的。
總而言之，西波爾德試圖通過列舉種種事例來證明，「源義經即成吉思汗」。
如果說西波爾德是「成吉思汗即源義經」學說的「開山鼻祖」，那麼末松謙澄是這一學說的「奠基人」。
末松有過劍橋留學的經歷，是當時日本的精英知識分子，深得伊藤博文的賞識（還做了他的女婿），還做過眾議會議員。自明治十一年（1878年）始，他作為外交官被派往倫敦，前後歷時11 年。
末松留學期間，周圍的英國人普遍認為「日本是大清的屬國」，這讓他感到十分「鬱悶」。
於是，他以「義經北行說」為基礎，在參考了手塚律藏（福澤諭吉的同窗好友） 的《浦潮港日記》後，撰寫了名為《The Identity of the Great Conqueror Genghis Khan with the Japanese HeroYoshitsune》（大征服者成吉思汗與日本的英雄源義經為同一人）的畢業論文。
坦誠說，這篇文章與其說是論證「成吉思汗即源義經」，倒不如說是在論證「大和民族也是誕生過世界英雄的民族」。
不過，考慮到「黑船事件」對日本的衝擊，這種想法倒也可以理解。
明治十八年（1885年），該論文由內田彌八譯成日文，並更名為《義經再興記》，在日本國內引得了「空前的反響」。
至於小谷部全一郎，則是「成吉思汗即源義經」「學說」的「集大成者」。
- 他在北海道解決「阿伊努（北海道原住民）問題」的過程中，在得知阿依努人信仰的「オキクルミ」即源義經後，對「義經北行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 之後，他以日軍翻譯的身份，遠赴中國滿蒙地區「考察取材」，著手調查「成吉思汗即源義經」可能存在的蛛絲馬跡。
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查」後，他認為「（源）義經渡過北海道與樺太島，進入蒙古，成為成吉思汗」，並於大正十三年（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一書。
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準確性，他給出了大量「史料」意欲「證明」：
- 成吉思汗出身於ニロン（尼魯溫）（蒙古）族，即「日之族」。他認為ニロン應該念為ニホン，但蒙古人發音不清楚，遂變成了ニロン，「キャオン（乞顏）氏」即「ゲン（源氏）」；
- 成吉思汗的名為テムジン（鐵木真），可轉寫為日語「テンジン」，即天神；
- 成吉思汗的父親名為エゾカイ（也速該） ，與日語中的蝦夷海( えぞかい) 相通，原因是源義經從蝦夷海渡過來的事跡，被誤傳為成吉思汗父親的名字；
- 成吉思汗身材「短小敏捷」，嗜好酒色與米食綠茶，長於軍事戰略，遇到非常之事常常絕食登山向天祈禱，而義經「也有類似習慣」
……
總而言之，以小谷部等為代表的日本學者，一直想通過「重建歷史」，讓不知真相為何的日本民眾深信，大和民族曾經產生過一位「舉世無雙」的世界英雄——成吉思汗。
主流學者的反駁與「民科」的「勝利」
不過，日本主流學術界，對「成吉思汗即源義經」的觀點是持批判態度的。《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出版後，期刊《中央史壇》立即做出反應。
除了增加以《成吉思汗並非源義經》為題的臨時增刊，還組織了日本國史學、東洋史學、考古學、民俗學、國文學、國語學、語言學的一流學者來反擊。
其中，以語言學家金田一京助與歷史學家中島利一郎的批判最為嚴厲。他們不僅全面否定了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推論」，並將小谷部的「學說」斥作「滑稽與兒戲」。
日本歷史學者江上波夫（1906—2002）指出，遊牧民族國家的君主候選人，都是由「氏」與部族首領推舉出的。
「君主候選人」除了要擁有勇猛、賢明等資質，更只局限在處於統治核心位置的氏族成員，這樣的「規矩」，從匈奴時代開始至成吉思汗時期，「幾乎沒有變化」。
被兄長背棄的源義經即便真逃到了蒙古高原，但在重視血緣紐帶的蒙古部落，一個語言不通的「外來軍事天才」，根本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更別說擔任「統治這片土地、征服天下且無任何部落成員提出異議」的「一國之君」了。
但是，《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一書即便受到了諸多學者的嚴厲炮轟，也絲毫沒有影響「成吉思汗極源義經」的傳播。該書自問世以來一直暢銷，到了昭和初期被不斷重印，甚至還出了增補版。
在我看來，這本暢銷的「神書」，本質上是日本「過度膨脹」的畸形產物。
明治維新後，日本富國強兵，成功轉型為「現代化國家」。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不僅民心大振，還獲得了進一步對外擴張的可能。
像明治四十年（1907年）制定的所謂「帝國方針」，就充分體現了日本尋求對外擴張的狼子野心。
- 在滿洲以及大韓帝國扶植傀儡政權，獲取利益；
- 在東南亞與中國擴張的同時，擁護民力的發展及擴張。
這本《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的問世，不僅讓當時的日本人對滿蒙的關注度達到空前的地步，還讓民眾深信，「滿蒙乃日本之生命線」，甚至是「滿蒙皆日本」。
直到二戰結束後，伴隨著日本向和平國家的轉型過渡，「成吉思汗即源義經」這種帶有一定軍國主義色彩的觀點，漸漸失去了市場，淪為茶餘飯後的笑談。
成吉思汗在今日日本
不過，在當代日本人的「蒙古想像」中，成吉思汗依舊占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成吉思汗即源義經」的「江湖傳說」，給了與源義經有著不解之緣的北海道人新的商業啟發。於是， 「成吉思汗烤肉」和「成吉思汗蓋澆飯」們粉墨登場，成為了北海道的特色。
北海道作家井上靖的「蒙古文化啟蒙」，是日本蒙古學創始人那珂通世博士的《成吉思汗實錄》，即日語版的《蒙古秘史》，與「成吉思汗與源義經」的傳說毫無關係。
除了《蒼狼》，他還創作了作了許多中國題材的歷史小說，如《敦煌》和《樓蘭》，其中《敦煌》還被拍成電影，在中國大受好評。
所以，在今天還在嘗試「論證」「成吉思汗即源義經」的所謂學者，與國內「民科」無異，多有譁眾取寵之嫌，根本不足為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