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滅夏是上古時期改天換地的重大歷史事件，在《尚書》、古本《竹書紀年》、《呂氏春秋》以及《史記》當中均有記載，真實性不容置疑。

自古改朝換代無外乎兩種途徑：第一種是和平途徑，包括自願和不自願的禪讓；第二種則是暴力途徑，主要是指武力取代。

商湯滅夏屬於哪一種呢？

雖然各家史書的記載略有差異，但有一個共同點是，均指出商湯滅夏採取了暴力手段。

比如《尚書》記載說：「湯伐桀，戰於鳴條」，《史記》則說「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而墨家的經典著作《墨子》則記載了更為詳細的攻城戰，說「帝（商湯）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天命融降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為了攻下夏桀的據點，商湯甚至使用了火攻等戰術。

此外，在行軍路線上，商湯的大軍也頗費了一番周折。先是「令師從東方出於國」，接著「升自陑(翻越地勢險阻)」，繼而「升道渡河(渡過黃河)」，在經歷了跋山涉水之後，商軍出其不意地出現在了夏軍的西面，一戰功成。

這些戰爭細節，出自不同時代的不同史官，既有源自殷商後裔所作的《商頌》，也有來自晉國魏國的《竹書紀年》、楚國的《清華簡》，這也就意味著商湯武力推翻夏朝統治，有著真實的歷史素地。

但奇怪的是，這種上層建築層面的大規模變革，卻在考古發現中找不到痕跡。

根據2022年6月對外發布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研究結論：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在地理位置和延續時間上都和文獻所記載的夏都斟鄩相吻合，綜合考慮二里頭遺址宏大的規模、隨葬品豐富的墓葬和製作精良的出土器物，認為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斟鄩。

那麼這個「中晚期」具體要晚到什麼時候呢？

斷代工程專家組之所以將二里頭遺址判定為夏都，一個關鍵性的證據就是偃師商城的發現。偃師商城與二里頭遺址同在河南洛陽偃師一帶，二者相距僅僅只有6公里。

根據碳14測定，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之間，而北京大學利用AMS法測年得出的偃師商城早期宮殿和宮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06至前1538年。

偃師商城第一期既出土了圜底深腹罐、大口尊等典型二里頭文化器物，同時又發現了薄胎繩紋鬲等典型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的典型器物，說明偃師商城是二里頭文化和先商文化（商處於部落時期的文化）結合後新形成的早商文化（商成為王朝時期的文化）產物。

據此專家組得出兩個可見性結論：其一是偃師商城的興建是夏商分界的標誌，該商城的出現標誌著夏王朝的覆滅；其二是二里頭所謂的「晚期」顯而易見指代的正是夏朝末代君主夏桀時期。

偃師商城興建期和二里頭遺址衰亡期在時間上存在一定重合，這也剛好符合朝代更迭時，考古學文化的相對滯後性，即一個朝代滅亡後，其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面貌依然會在新朝代延續一段時間。

雖然二里頭作為夏都的結論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但考古發現卻並沒有發現任何武裝衝突的痕跡。

偃師商城始建時間處於二里頭文化的三四期之間，換言之，改朝換代發生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間，對應這一時期的二里頭考古發現了什麼呢？

在宮殿區3號建築（始建於二期）旁，新建了2號建築，並填平了原本的池狀遺蹟；在宮城東路建築群北段擴建了6號建築；作坊區北牆新建了10號建築，並新挖掘了2口水井。

到二里頭文化四期時，人口進一步增加，服務於貴族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龍形器作坊仍在大量生產，且生產的青銅器具越發精良，但並未發現大量作戰用的青銅兵器，已發掘的銅兵器不過30來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幾厘米長的銅箭頭，出土器物多數屬於酒器和禮儀用具。

這種和平發展的景象，完全不像是一個行將滅亡朝代的都城，這跟堯都陶寺遺址所呈現的宮牆被砸、王族墓葬被毀、婦女被辱的末世景象有著天壤之別。

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趙海濤在對二里頭文化晚期階段的資料做綜合梳理時曾得出如下結論：「禮儀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階段遭到破壞……但與此同時，二里頭的鑄銅、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業作坊還在繼續使用，還新建了宮室建築等大型夯土工程」。

這種一廢一興的差異性，也說明二里頭的確沒有在夏商興替之時遭到商湯的軍事進攻，它的都邑性質的喪失，完全是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先後建成以後自然衰落的結果。

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有了人為選擇性地拆除象徵王權的建築，而保留包括宮城在內的其它遺蹟。而暴力攻城，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

這就產生了兩種推測：

第一種推測是文獻記載錯誤，即商湯滅夏屬於和平演變，是隨著商族強盛後，夏后氏主動做出權力讓渡，從王權自降為諸侯的結果。

第二種推測是二里頭並非夏朝最終滅亡地，故而考古至今未發現夏朝滅亡的種種痕跡。

對於第一種推測，我們在上文已經做了較多論述，即商湯武力推翻夏朝的史事出自不同時代的不同史官，是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的。

而對於第二種可能，卻存在極大的討論空間。事實上，文獻記載的夏商主戰場—鳴條，並不在二里頭一帶。《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語：「（鳴條）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紀》正義引《括地誌》亦提出「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這些記載至少說明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夏朝滅亡的痕跡的確另有它地，如此也就合理地解釋了二里頭至今找不到夏亡痕跡的原因。

那麼夏朝的滅亡地—鳴條究竟在哪呢？貴州一位教授提出了腦洞大開的設想。

貴州傳媒大學教授王某城在一篇學術論文中公開聲稱：「夜郎系民族建立的夏朝，遠在古埃及……古埃及在中國 公認的可靠典籍《呂氏春秋》中被稱為『鳴條』，『商湯滅夏，戰於鳴條』。埃及遭到來自亞州古中國人的入侵和統治。」

單就王教授的研究結論而言，如果夏朝是古埃及的話，倒也的確能解釋得通為何至今在中國境內找不到夏朝滅亡的痕跡。

但如果我們略作思索，就會發現這個研究結論漏洞百出。

首先，沒有任何歷史典籍稱古埃及為「鳴條」，而更多的則是將其指向安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運城夏縣一帶，而晉南考古發現的東下馮文化，已經被證實與二里頭文化存在直接傳承關係。

其次，商文化的考古譜系，因甲骨文自證材料的出土，已經得到了世界公認，即從河北一帶的下七垣文化（先商）發展為伊洛一帶的二里崗文化（早商），再到安陽一帶的殷墟文化（晚商），脈絡清晰。此外，東夷岳石文化在以山東為中心的海岱地區，也是不爭的事實。很難想像與商、夷存在數百年互動交流的夏族群，會在萬里之遙的古埃及。

第三，商湯是如何帶領軍隊橫穿整個亞洲，在沿途不留下任何文化遺存的基礎上滅掉古埃及的，恐怕是王教授無法解釋的「硬傷」。

所以，拋開證據嚴重不足的「埃夏論」，我們回過頭來再去回答文章的疑問：為什麼考古至今沒能找到夏朝滅亡的痕跡？

北京師範大學博導晁福林教授曾對甲骨卜辭做過一個有意思的統計：在已知的1.5萬條商朝人祭祀先祖的卜辭中，祭祀先公上甲的有1100多條，祭祀先王祖乙的有900多條，祭祀先王商湯的有800多條，祭祀先王武丁的有600多條。

這說明，在商朝人眼中，有著滅夏大功的商湯的歷史地位並不是最高的，甚至不如晚於商湯的商王祖乙。除此之外，在祭品使用的數量上，也沒有體現出商湯地位的獨一無二。比如：「乙未酒茲品上甲十、報乙三、報丙三、報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再如「庚辰卜，酒自上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牢，椸示一牛」。

甲骨文中的大乙就是商湯。第一段卜辭告訴我們祭祀商湯所用物品數量和上甲、大丁、大甲都一樣，第二段卜辭告訴我們從大乙開始以下的九位先王都享祭牛一頭。這說明，商朝的建立者商湯，在被後世子孫祭祀時，祭品的豐富程度並不比那些不知名的王多，地位並不突出。

換言之，商朝人並沒有覺得商湯滅夏是不世之功。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首先要知道，所謂的王國、王朝這兩個概念，那都是後世根據歷史發展規律總結出來的，對於當時人而言，他們並不存在這種嚴格意義上的區分。

在商湯之前，商族群已經存在多代先公統治期，比如甲骨文中享受隆重祭祀的上甲微。而到商湯這一代時，他在歷代先公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疆域，比如滅掉了一個叫西邑的地方（甲骨文中稱西邑，史書中稱西邑夏）。

在我們看來象徵改朝換代的商滅夏，可能在當時商族人眼中，只是滅掉了一個以前打不過而被迫進貢，但現在實力嚴重下降的族群。

這可不是無稽之談。

夏朝脫胎於堯舜部落聯盟時期，其建立之後長期遺留著諸多上古氏族體制殘存，在中央和地方層級的權力架構上，夏朝也遠不會像秦漢、唐明一樣，有著自上而下對地方的控制權。所謂的夏朝，其實是一個實力較強的夏后氏方國，對其他各自為政的諸侯國的名義上的宗主地位。

這也就是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許宏教授所說的「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一二百年的時間裡，也即在所謂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的原因所在。

在所謂的太康失國、少康中興這一歷史事件上，我們同樣會看到這一獨特的政權架構。

據史書記載，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在位時，發生了東夷族有窮氏首領后羿代夏事件，第五任君主相繼位時，「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帝相即位，處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夷及黃夷。」

后羿對夏朝的取代，其實只是占據了夏啟時期建立的陽翟都邑，而對於夏朝君主而言，充其量就是打不過對方被迫遷徙，不存在什麼王朝正統觀念。所以，夏族群遷徙之後，沒有想著收復舊都，反而是向東去打實力更弱的淮夷、風夷、黃夷這些東邊的族群。其本質上，依然還是龍山文化時代不同方國之間互相攻伐、遷徙的縮影。

當商族崛起於河北之時，原本尊奉夏后氏為宗主的諸多方國部落，轉而聽從商的領導。當夏桀想要伐商卻發現「九夷之師不起」那一刻開始，他的地位已經從天下共主自動降格為一個普通諸侯國國主，原本作為拱衛都邑的外圍諸侯，現在成了商軍的盟軍。

這就必然導致兩種結果：第一，夏商決戰的規模不會很大，史載「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夏桀所掌控的兵力只會比商湯更少，僅限於夏本族兵力；第二，夏桀設防區域不會在一馬平川的伊洛平原，而只會選擇一處有地理優勢的區域，憑險據守，鳴條正是其中之一。而鳴條所處的地理位置，必然與商軍之間存在著高山、大河等地理阻隔，如此才會導致商湯在進軍時被迫翻山越嶺渡河迂迴。

而至於鳴條是否如史書記載那樣是在山西，亦或者是如學者推測的那樣是在河南封丘或開封，只有等新的考古發掘出土之日，我們才能最終找到夏朝滅亡的痕跡。不過，鑑於這場改朝換代的戰役並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般大規模、持續時間長，考古能最終找到的機率，恐怕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