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我標榜為「民主的燈塔」、「自由的港口」。但是，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拉丁美洲透視》雜誌執行主編羅納德·H·齊爾科特（Ronald H. Chilcote）撰寫的題為《冷戰與美國的拉美研究的轉變》一文（載《拉丁美洲透視》雜誌2018年第4期），以他自己的研究和親身經歷，揭露了美國「學術自由」的真相。
美國的拉美研究是從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係演變而來的。因此，美國學者主要從「北半球人的視野」研究拉美。這一視野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以1823年美國發表的門羅宣言、1846—1848年的美墨戰爭、1898年的美西戰爭以及「天定命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一些學者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情報工作，其活動先後由美國政府的戰略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以及中央情報局安排。
冷戰初期，儘管美國與一些拉美國家建立了雙邊的安全和軍事協定，但是，總的說來，美國對拉美的關注度並不高。1954年6月18日，在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操縱下，中央情報局在瓜地馬拉發動了一場秘密政變，推翻了堅持反美立場的瓜地馬拉民選總統哈科沃·阿本斯。這意味著冷戰戰場擴大到了拉美。
1959年古巴革命後，反共成為美國對拉美政策的基礎。為了挫敗日益高漲的拉美民族主義、左翼思潮和革命運動，美國對拉美爆發革命的潛力和可能性展開了一系列秘密研究，支持並多次實施了針對拉美的軍事干預。
冷戰促進了美國的區域和國別研究。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設立了29個區域和國別研究項目，至60年代末，這樣的研究項目已超過100個，其中包括多個研究拉美的項目。
學術研究需要經費支持，美國的各種基金會樂於為其提供大量資金。大學—政府—基金會三方構成的三角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
在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美國國會圖書館西班牙美洲基金會（Hispanic Foundation）的有關人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與美國政府機構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繫）成立了全國性的拉美研究學術團體——美國拉美協會（LASA）。後來，由於該協會的一些成員開始質疑美國對古巴和尼加拉瓜採取的政策，並發表了研究報告，因此，美國國會的支持力度就開始減弱了。也有許多學者不願意接受大學—政府—基金會三方之間的關係，因為這種關係要求學術界受政府的支配。這些學者廣泛接觸了拉美的進步思潮，希望用拉美的思潮替代美國的主流思潮。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面臨著被拉攏、被勸阻甚至被阻止的各種行為。但是，也有許多研究生和年輕教師願意將他們思考的問題帶到課程中，儘管這樣做不利於他們未來的職業生涯。
美國國防部曾派遣一些軍官到史丹福大學接受拉美研究方面的培訓，使其成為「懂拉美」的軍人。這些擁有碩士學位的軍官為拉美地區的右翼政府鎮壓左翼力量出謀劃策，甚至參與了美國在拉美的干預。例如，洛倫·帕特森（Loren Patterson）少校曾協助美國駐巴西大使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策劃了1964年初發生的巴西軍事政變。
史丹福大學一直充當軍事和外交人員的訓練基地。如在1968年至1969年期間，接受培訓的詹姆斯·沃爾多·里德（James Waldo Reid）上校是一位準備前往阿根廷工作的軍事情報官員。當時在阿根廷掌權的是軍事獨裁者胡安·卡洛斯·昂加尼亞（Juan Carlos Ongania），里德強烈支持阿根廷軍政府的獨裁統治。
美國政府在拉美實施反共戰略時，利用了社會科學來預測和阻止拉美左翼的發展。例如，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美利堅大學設立了特種作戰研究辦公室，實施了一個名為「卡米洛特一號項目」（Project Camelot 1）。該項目的宗旨是通過調查有關拉美國家的人民對左翼的態度，研究如何在拉美遏制左翼的發展和革命的爆發。一些美國學者和拉美學者參與了該項目。一方面，有些學者對該項目的「帝國主義特徵」提出了質疑，另一方面，一些拉美國家也予以譴責，因此，它在實施一年多後就終止了。但它對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產生了負面影響，因為許多學者無法在拉美開展實地調研。後來，一些學者與有關學術團體聯合起來，譴責並要求取消有美國政府官方背景的這種秘密研究。
史丹福大學的西班牙美洲和葡萄牙—巴西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panic American and Luso-Brazilian Studies）所長羅納德·希爾頓（Ronald Hilton）在他創辦的《西班牙美洲報導》中不時批評美國對拉美的政策，他的學生也通常會效仿他，發表一些不利於美國的文章。美國的一些媒體尊重甘迺迪政府的要求，不披露美國入侵古巴的計劃（即「豬灣事件」），但《西班牙美洲報導》卻援引瓜地馬拉報紙《時間》（La Hora）在1960年10月30日發表的頭版文章，稱美國入侵古巴的時機已經箭在弦上，古巴流亡者正在瓜地馬拉北部的雷塔盧勒和海爾維蒂亞軍事基地接受美國的秘密訓練。而且，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可靠消息也證實，一批古巴流亡者和軍事裝備已空運到瓜地馬拉。《西班牙美洲報導》這篇文章引起了美國政府的不滿。
福特基金會曾承諾為希爾頓領導的研究所提供財政資助，但後來卻表示，它的支持力度取決於該研究所的領導權是否繼續掌握在希爾頓手中。史丹福大學的檔案資料表明，史丹福大學的拉美研究項目遭遇的困境，與《西班牙美洲報導》披露了中央情報局入侵古巴的不端行為有關。1963年7月8日，史丹福大學校方告訴希爾頓，美國政府要求對他領導的拉美研究項目進行重組。毫無疑問，福特基金會是否提供資助，是導致希爾頓被邊緣化、乃至被革職的主要推力，最終目的無非是為了壓制獨立的批評聲音。
一些在拉美進行實地調研的學者發現，他們的工作受到了美國官員的監控，並經常受到百般阻撓。例如，在智利從事勞工研究的唐納德·布雷（Donald Bray）被美國大使館告知，他不能採訪左翼領導人，但他經常無視這一指示。他應邀在智利講授一門政治課程時，經常鼓勵學生進行課堂討論。智利學生們對這種在智利大學課堂里不常見的做法很感興趣，並積極闡述各種政治觀點。但是，在下一堂課上，布雷居然發現，富布賴特委員會的負責人、美國駐智利大使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都到場了。
冷戰期間，美國政府機構已經滲透到美國的各行各業。中央情報局常為美國全國學生協會（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等學生組織提供資金，以強化學生中的反共思想，並遏制左翼思想在學術界的發展。卡倫·佩吉特（Karen Paget）根據她的個人經歷、她丈夫為全國學生協會所做的工作、以及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有關檔案，深入研究了在冷戰期間中央情報局如何把這個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作為招募特工的手段、以及如何通過它來影響世界各地的學生組織，使它們擁護美國。
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曾利用全國學生協會的資助，舉辦了幾個討論拉美左翼的學術會議。後來他們從1967年3月出版的激進雜誌《壁壘》（Ramparts）的一篇聳人聽聞的報導中得知，這些資助的源頭是中央情報局。於是，他們決定放棄對左翼的研究，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的研究可能會對拉丁美洲出現的左翼運動造成一定的危害。
福特基金會早在1959年就已經設立了一個拉美項目，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波哥大（1962年）、聖地亞哥（1963年）、利馬（1965年）設立了辦事處。在1959年至1980年期間，它為拉美的社會科學項目專門撥款5000萬美元。毫無疑問，福特基金會主導著一個專注於意識形態傳播的研究網絡，致力於實現美國的冷戰目標。
一些年輕的左翼學者持有的激進主義思想影響了他們的職業生涯。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理察·哈里斯。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政治學博士，對切·格瓦拉之死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其中的作用。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一次清洗中，他與其他40名反戰的教職員工一起被開除。他一直無法在美國獲得一份全職工作，後來只好去墨西哥任教。在那裡，他與左翼知識分子建立了密切的關係。20世紀80年代，他回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由於他積極支持桑地諾政權，再次被迫離開，於是就去了尼加拉瓜，後來才回到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蒙特里灣）任教。
蒂莫西·哈丁（Timothy Harding）因參與巴西左翼政治而被美國安全機構貼上「非美國人」的標籤。隨後，在聯邦調查局的施壓下，他無法在美國找到學術職位。他回憶說，1963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了一個職位，但後來校方告訴他，這一職位不能給他，因為校方與聯邦調查局進行了交談，並被告知，如果錄用哈丁，學校就無法獲得政府撥款的安全許可。此後不久，太平洋大學提供給他的一份工作也同樣被否決了。福特基金會一直要求史丹福大學對拉美研究進行全面的改革。當福特基金會的撥款到位後，哈丁在史丹福大學得到的一個工作錄用通知照樣被取消。後來，儘管聯邦調查局不斷施壓和干擾，他最終還是在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了一個職位。
小布希政府曾頒布一個規定，美國的學術期刊不得發表古巴學者的論文，違者將被罰款和監禁。《拉丁美洲透視》的一位編輯不敢對一位古巴學者的來稿進行編輯。該雜誌執行主編奇爾科特挺身而出，對這一稿子進行了編輯並予以發表。與此同時，編輯部呼籲美國拉美研究協會抵制小布希政府的這一做法。該協會支持編輯部的倡議，表示要對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小布希政府在訴訟的威脅下不得不放棄了這項規定。
（譯者系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江時學/編譯